孕妇梦见死人复活自秦代以来，罗浮山就是术士采药的首选之地，安期生、朱灵芝、华子期等在山中；晋代葛洪两入罗浮炼丹布道，成为惠州人文的首个源头；唐宋谪宦牛僧孺、陈尧佐、苏轼的到来，为惠州和中原搭起一座文化桥梁；南宋惠州先贤张宋卿、留正，造就了宋代著名的“张留书院”；明代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代表了惠州士子巅峰成就的“三尚书”；清初诗僧函可的悲壮故事，至今仍在东北千山地区广为流传；以江逢辰、李绮青、杨寿昌为代表的“丰湖十子”，彰显了惠州文人学士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喋血广州的罗仲霍、严确廷、林冠慈“辛亥三烈士”，至今仍为人们敬仰；“惠州三杰”——廖仲恺、邓演达、叶挺，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的熠熠巨星；广东第一位女员高恬波，以及走过长征的、廖似光，他们的英雄故事仍被人们所传颂。
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罗浮山的神仙传说最早能追溯到周朝，比如周穆王在罗浮山度说。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穆王于昆仑山、王屋山……罗浮山，前后度五千余人。”这个周穆王，可是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历史人物，距今已有3000年。
又如《大清一统志》所载的浮丘公得道罗浮说：“周灵王时有浮丘公者，南海人，偕王子晋入嵩山，后适罗浮得道。”据这两则传说，或可认为罗浮山在周代时已为贵族人士认识了。
翻阅历代《罗浮山志》，不难发现书中有大量秦汉时期关于、仙境和修仙的记载，俯拾即是。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罗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罗浮，而后桂父至焉，秦代罗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罗浮开山之始祖也，其后朱灵芝继至，治朱明耀真洞天，华子期继至，治泉源福地，为汉代罗浮仙之，皆师乎安期者也。”
屈大均所说的安期生，是秦代方士，在罗浮山，服食十二节菖蒲成仙，他可谓罗浮史上仙名最著者。自安期生飞仙之后，罗浮山就成了秦汉之际四方术士梦寐以求的寻仙、修仙的圣地，如随“安期生南游罗浮，获异人传授‘黄金丹法’”的李少君；有从李少君处得“灵飞散”仙去的东郭延；有尝往来罗浮，得东郭延授“九精炼气，辅星在心”之术，复以神丹刀圭服之道成的姚俊；还有“在罗浮学道，行斗步之道及洞元五符”的任敦等。
古代罗浮山殊异的地理和独特的人文，与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或许正是这种天时地利，才促使晋代葛洪两入罗浮山炼丹布道，成就了罗浮山岭南祖庭的历史地位。
惠州处粤东海隅，交通不便，更被中土视为“边徼荒远，获戾迁谪之所”，令不少人闻而色变。当时民间就有谣谚说：“连、英、循、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就怕。”谣谚中所指称的，正是朝廷贬谪官员和流放要犯的八个岭南“恶远军州”，循州（今惠州）名列其中。
当然也有不少贬官对惠州山川民俗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陈尧佐和苏轼就是当中的典型。特别是苏轼，在他乘舟南下至广东清远时，一位姓顾的秀才热情地向他道说惠州风物之美，他听后欣然作诗道：“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他作于惠州太守东堂（故址在今惠城区教育局附近）的咏荔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
自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至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在惠州生活了九百四十天。这期间，苏轼的思想成熟，文学创作获得新的丰收。他与惠州人民融洽相处，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人们的真诚爱戴。他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成为惠州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与王朝云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对惠州的民风习俗影响深远。他热情惠州朴实的民风，秀邃的山水和丰饶的物产，使惠州从此名播天下。
宋代贬谪惠州的众多著名官员中，惟一死于惠州并在惠州留下了子孙后代的是陈鹏飞。陈鹏飞是南宋大师，与苏轼、张子韶被后人合称为宋代“注经三杰”。他的到来，对惠州的儒学教育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惠州士子得以出人头地，位居朝廷，如惠州历史上第一个省元（宋代礼部试贡士第一名）张宋卿、三朝宰相留正等都是他的学生。
南宋淳祐四年（1244），惠州太守赵汝驭在惠州府城建祭祀式书院聚贤堂，堂中了与惠州关系密切的12位先贤，让学子见贤思齐，苏轼、陈鹏飞等亦皆位列其中。贬官们的懿德范行已成为儒学教育的思想资源，他们对惠州文化教育的贡献被永远铭记。
惠州自隋开皇十一年（591）设置循州总管府，至清廷覆卵，前后经历了漫长的1400多年。如果地方行政长官以三年一任计算，足足有440多名外来官员曾宰政惠州。然而，这其中又有多少官员能位列名宦，铭记在惠州人民的心里？应该说，只有，为百姓做了好事实事的循吏、良吏、能吏，才能配享惠州人的崇仰与思念。明末年间，惠州府衙曾在正堂高悬“廉比悬鱼，坐镇金鱼之岭；清同载鹤，行化白鹤之峰”楹联。其实，廉政守悬鱼之节，励官以载鹤之清，能做到这两点，就不仅是个人的政绩声誉，更是一个地方万千黎庶的莫大福气。
惠州历史上并不缺乏贤明太守，他们良好的风范和施政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当代廉政建设颇富意义，有的更有着振聋发聩的功效。如“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从之”的陈尧佐，后来官居宰相仍不遗余力地推介惠州；如“以我为州，非以州奉我”的陈偁，经画惠州西湖使之成为粤中名胜；如 “瘠一身以肥邦”的刘克刚，兴建丰湖书院振兴地方人文；又如“处脂不润，一秉忠信”的伊秉绶、惠州府城墙保障惠城平安的江国霖等等，他们的美德美政，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形象。
除了贤明太守外，另一个寓惠名人群体也给惠州带来了文风丕变，那就是从宋代至清代的丰湖书院的山长们。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从嘉庆年间伊秉绶重建丰湖书院时算起，担任丰湖山长的名士就有30名之多。既有才气冲天的宋湘、庐浙、王赠芳、鲍俊、梁鼎芬，也有工于古文辞的颜培瑚、史澄、潘存、吴道等老儒宿学，更不缺乏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曾望颜、邓承修等能官良吏。在这些著名山长的谆谆下，丰湖书院培养出一大批学行俱佳的惠州名士。
虽然在庞大的封建官僚群体中他们所占的比例甚小，但正是有了这些闪烁着人本的廉吏，多少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百姓带来福祉。他们为“惠州”的建构作出了贡献，是一群值得尊敬和缅怀的时代精英、社会脊梁。
惠州在古代被视为“瘴疠”之乡、“化外”之地，入宋后广设书院，人文初开，不少惠籍士子相继登科入仕，只是声名尚未显著，影响不够广大。至明代中晚期，数百年的文化积累和思想传承有如运行的地火终于蓄势喷发，一时间“名公巨卿，词人才士，肩背相望”，了惠州人才辈出的历史新篇章。“泰州学派”核心人物、理学教育家杨起元，“叶公神铳”的创制者、军事家叶梦熊，“治绩当时第一”的“强项”县令、方志学家叶春及，著作等身的史学家张萱，以及 “立朝多大节、德业施天下”的礼部尚书韩日缵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惠州精英不仅建功业于岭外，留文章于，更是为官清正廉洁，的人格让人仰慕。张津终生以“宽一分，民受赐一分；取一文，官不值一文”为座右铭，官至三品自奉如寒士，退休后竟家贫如洗；叶春及坚执法纪，凡“贪暴之人过取民一钱者，以身争之”；吏部侍郎杨起元训诲门人做官要 “好民所好，恶民所恶。一分之赐莫谓小惠而不为，一鞭之刑勿谓无伤而可滥”；……他们这些闪光的语言和行动，是惠州人文的生动体现，在人民中间传颂不绝而成为千古不磨的口碑，给后来者树立了学习榜样。
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二代，惠州学子登科入仕而成为御史言官者颇多。以明代为例，惠州有进士45人，当中曾任御史言官的就有17人，约占38％，比例甚高，而且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瘅恶彰善，在天子宠臣武定侯郭勋面前霜威的曾守约；忤逆帝意，申救而被廷杖至死的车邦佑；为救民于水火敢于家乡父母官的李学一和韩荣光；弹击不避，人称“铁面御史”的利宾和邓承修等等。他们坚执法纪，，不惜以身犯上、丢官弃禄，甚至付出身家性命。这种以身许国、匡济天下的，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岭南朴直风土人文所共同孕育出来的惠州。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正是相望若林的惠州知识精英的代代传承，才创造出璀璨的惠州文化。东晋葛洪在罗浮山写就《肘后方》，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上极重要的一部临床医疗手册；明代博罗人何歆任徽州知府时，为抵御常年火患而发明创造了民用“封火墙”，成为徽派建筑的开山鼻祖；归善人叶春及首次在舆图上绘制图例，开创了中国地图史上一条新的绘图道；发明“叶公神铳”的兵部尚书叶梦熊，将过去火炮不便移动的缺点予以，创造的轻车重炮威震边塞；还有中国第一位环球游历的画家麟，被誉为中国画中涉及海外风物风景风情第一人……这种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例子，在古代惠州并不鲜见。
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被惠州人誉为“盛世文”的晚明“阳明后学”思想家杨起元。杨起元文才丰赡，尤擅制艺，与唐顺之、归有光、汤显祖等被清人并列为“时文八大家”，被视为援禅入八股文的始作俑者。近代广东学人黄节在梳理岭南学术源流时，将他与薛侃并列为粤中王门巨子。
400多年前的明代中晚期，由于阳明心学的盛行，程朱理学的“正学”地位受到挑战。然而，王阳明本人对释道二氏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虽有借用，但同时也是否定的。而作为王阳明五传的杨起元，则明确脱离了的传统立场，不惜被卫目为“”，也要力倡儒释道“三教合一”，认为“释道二氏，其教虽异，其道实同”。同时他反复强调 “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即人也，人即尧舜也”，提倡简易之教，将教育摆在书院教育的首要。这在强调文明建设的当下，仍有着启迪意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可以发现惠州知识精英的与。戊戌年，康有为发起第二次公车，惠州举人纷纷响应，列名者有杨寿昌、许寿田、廖佩繤、陈培基、祝嘉祥、刘士骥等近10人，呼吁变法，声势浩大。为了弥补思想观念落后的差距，他们从未放弃努力，努力走出国门看世界。从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后来成为中国铁建设人物的罗国瑞，到投身留学日本的陈廷泰、李植生、杨高臣等，无不体现出思想上的忧患意识，自觉承受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游历美洲、南洋的欧榘甲，在晚清时已认识到 “开发实业，为建设国家第一要义，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并通过创办振华公司实践了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的战略思想。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深知国之不存，家之焉附；他们“知耻近乎勇”，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认识、学习，追寻着富强中国的梦想。
“惠之民俗多强悍，盖赵佗之余习。”古人在概述惠州人性格的时候，大多会用到“强悍”一词，认为这是南越王赵佗留下的遗产。面对秦始皇的，吕后的不仁，赵佗没有呈弱，先是自立“南越武王”，后自封“南越武帝”。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体制，“王”为藩臣，“帝”为君王。如此气魄，难怪后人感慨“佗何人哉，其风教之殊，入人之深乃若此”！
翻开史书，惠州士子类似赵佗的“强悍”随处可见，特别是每每朝代鼎革之际，轰轰烈烈的国史篇章总有惠州的一席之地。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及至抗日战争和国的创建，每当历史走到拐点，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候，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潮头里，你总会见到一个又一个惠州人矫健弄潮的身影。
中国向来不乏为伟大理想而献身的仁人志士，而惠州更是洒满英烈鲜血的一方热土。在“靖难之役”的御史王度，“清初第一人”高僧函可，被誉为 “孙中山同志第一人”、三洲田起义指挥者郑士良，七女湖起义指挥者邓子瑜，粤军总参谋长、被誉为 “众将之将”的邓铿，以及“惠州三杰”———廖仲恺、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挺……每个名字，都是一部英雄的传奇，一座高耸的，都充溢着一股感天动地的正气，都能让我们到一个国家心脉的搏动，寻绎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惠州人的骄傲。
英雄是需要了解和理解的。为什么王度能够“灭族沉家志不歧”？为什么“辛亥三烈士”罗仲霍、严确廷、林冠慈“苦无善价卖头颅”，甘于血洒黄花岗？为什么叶挺将军 “从狗洞子里爬出”，渴望着“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为什么东江纵队能够在日军、伪军、军队的夹缝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这其中，又刻录了多少惠州文化的遗传密码？蕴含着哪些醒心益智的？当我们咀嚼着他们的名言警句，体味着他们的侠骨豪情，也许，对“惠州人是什么性格”的问题就有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