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缺木的女孩名字当前，在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旨在对抗敌反介入能力与混合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陆军发起的“条令2015”（Doctrine 2015）聚焦于合成部队机动作战（CAM）与广域安全行动（WAS）。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必须对陆军编制体制进行变革，并提出一种既适应“陆军条令2015”（Doctrine 2015）同时又面向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师编制结构。简言之，这是一种“2重+2轻+6混成”的陆军结构，即2个重型师、2个轻型师和6个混成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师编制构想重新回到以师为中心的陆军编制（当前采用的是以旅为中心的模块化编制），但这种编制又完全不同于模块化转型之前的陆军，特别是混成师的编制构想很有特色。本文是否会引领美国陆军未来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作战的变化一直是军队变革的驱动因素。作战不同，必然要求军队的编制结构与兵力运用模式做出相应改变。当前，在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旨在应对敌反介入能力与混合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陆军发起的“条令2015”（Doctrine 2015）聚焦于合成部队机动作战（CAM）与广域安全行动（WAS）。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必须对陆军编制体制进行变革，并提出一种既适应“陆军条令2015”（Doctrine 2015）同时又面向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新的师编制结构。
未来联合部队应当采用灵活的、可裁剪的联合作战编组。这意味着，需要规模更小、部署性更强且具有足够杀伤力的地面部队。
纵观历史，作战的变化一直是军队变革的驱动因素。作战不同，军队的编制结构与兵力运用模式必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陆军已经经历过多次变革。每次变革都是由的变化而起，通过作战理论与作战条令的改变，最终引起编制结构的调整。在历次陆军变革中，师作为战役需求到战术指导主要实施者，通常是变革的主体对象，同时也是重要的驱动力量。当前，在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旨在对抗敌反介入能力与混合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陆军发起的“条令2015”（Doctrine 2015）聚焦于合成部队机动作战（CAM）与广域安全行动（WAS）。那么，在此背景下，美国陆军师与师以下编制应当如何因应而变呢？
本文认为，为了满足新联合作战条令与陆军条令的需求，必须对师进行重组，并变革师的兵力运用方式。该观点基于三个基本原因。第一，如上所述，从历史上看，作战条令驱动军队编制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规律。第二，作为作战条令的基本对象，传统已经向混合转变，面向传统建立起来的军队结构不能很好地应对这种变化。第三，全球反恐战争（GWOT）结束后，美军军费预算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客观上需要陆军建立一种更精干、更易快速部署并有足够杀伤力的部队结构，以使陆军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本文进一步认为，师结构重组适当着眼于满足“条令2015”（Doctrine 2015）与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的本质要求。
全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考察美国现代陆军发展史上历次编制变革，并总结得出作战条令变化驱动编制结构调整的历史趋势。第二部分，分析当前模块化部队结构及相关作战条令，并考察它们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的运用实践。第三部分，研究当前面向未来作战的联合作战条令、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陆军条令以及美国陆军面临的混合与反介入，考虑后全球反恐战争时代军费削减的实际情况，并着重分析当前部队结构的局限性。第四部分，提出一种既适应“陆军条令2015”（Doctrine 2015）同时又面向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的师编制结构。
20世纪初期，现代意义上的师发展起来，并成为主要的军事作战单位。师建制内拥有完善的战斗、保障与行政管理功能，能够作战，并运用合成部队击败敌人。1918年的《野战勤务》（The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是最早的现代作战条令。该条令，师是陆军的基本作战单位，编制机动作战、火力支援、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作战要素，通常情况下能够作战。 在漫长的20世纪中，师一直作为基本的军事组织。
然而，除基本角色不变外，在作战条令、军事技术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以及有限军费约束下，师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以及作战能力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直到今天，这种发展演化仍在进行。本章将重点考察条令、技术、经费约束各要素与师编制结构之间的关系。
《联合出版物1-02》(Joint Publication 1-02)对“条令”（doctrine）一词的定义为：“用于指导军队行动以达成国家特定目标的根本原则。它是权威性的，但在实践中应当灵活运用。” 换句话说，条令是军事行动的基础；它以国家目标为最终目标，需要考虑面向的战略与面对的敌人特性，而且需要实体部队及其能力作为支撑。反过来，作战条令又驱动军队规模、编制、组织等要素的变革。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是军队编制体制调整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整个20世纪的军事技术进步，特别是制导弹药、喷气式飞机、通信与系统、装甲战车、核武器、数字化系统的发展，使军队的杀伤力与整体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这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编制结构。
影响军队编制体制调整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是军费预算。例如，在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执政期间，他所推行的“新视界”（New Look）军队重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有限的军费预算。
1917年，美国陆军由先前的三角师转变为四团制师。这种新编制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同盟国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美国远征部队司令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潘兴将军认为，在激烈的地面战争中，四团制师编制有利于吸纳伤员，保持高效的力，并更好地执行穿插、迂回等机动作战。
潘兴将军发起的四团制师编制2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1个工兵营、1个机枪营以及相关一些保障单位。每个步兵旅编制2个步兵团，每个步兵团又编制3个步兵营。在这种编制体系下，团的数量增加了将近两倍；而师的总人数超过2.8万人，是同时期欧洲典型师的将近两倍。 在圣米耶（Saint Mihiel）进攻作战与默兹-阿尔贡（Meuse-Argonne）进攻作战中，尽管付出了昂贵的伤亡代价，但事明：这种师可以有效突破敌人堑壕阵地，并能够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尽快恢复部队的机动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陆军四团制师编制保持了近二十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机动作战条令的出现。
为了师以下部队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并适应武器装备技术的不断进步，三三制师应运而生。 这种编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进入试验阶段。1940年，常规陆军采用三三制师编制；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后，国卫队也正式采用三三制师编制。步兵师的规模从2.8万人减到大约1.5万人。 1941年，三三制师编制首次写入《战斗勤务》（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后来改名为FM100-5）。在三三制师编制下，每个师编制3个步兵团，每个团又编制3个步兵营。4个炮兵营脱离师的直接控制，而用于为机动部队提供火力支援。此外，在师的基本结构中，旅级司令部被裁，只保留“师-团”司令部，从而指挥机构得到简化，作战命令传输更加畅通与便捷。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朝鲜战争期间，三三制师都是美国陆军标准的师结构。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预算紧缩以及世界上原子武器的扩散，这种编制结构才不得不作出调整。
后朝鲜战争时代，苏联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由于苏联已成为有核国家，因此美国陆军开始致力于探索既能在核战场上最大限度地保持存活力、同时又能够有效增加部队机动性的新的编制结构。 五群制原子师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这种新编制下，师以下不再是三个团，而是五个战斗群；每个战斗群又编制五个连。无论兵员还是装备，每个战斗群的总体作战能力都减小了，但这种编制却有利于部队分散作战，从而提高部队在遭到核打击情况下的率。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推行重视核威慑与空中力量而非地面作战能力的“新面貌”政策的背景下，陆军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当时，陆军预算减少一半，被授权的兵力总数也削减达1/3，五群制原子师是美国陆军在核战争与核威慑年代发展的产物。
面向核武器的进攻部署与防御措施，尤其是如何利用战术核武器部署以及核爆后效果开发达成战术目标，成为20世纪50年代陆军《作战勤务》（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的核心内容。 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五群制原子师重组完成之前，这种编制仍被认为问题重重。人们抱怨这种五群制师补给能力、火力支援能力与参谋人员不足，既不能维持有效进攻，也不能完成有效的攻势防御。 后来，随着“新面貌”政策的结束以及肯尼迪（Kennedy）“灵活反应”政策的推行，美国陆军很快抛弃五群制原子师编制，并开始重新思考美国陆军结构重组。
1961年，新上任的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正式公布“灵活反应”军事战略。在该军事战略的推动下，美国陆军开始致力于运用1960年陆军重组的一些研究，开发一种既可以在核战场又可以在非核战场下作战的灵活性、机动性与杀伤力都更强大的组织结构，这就是所说的“目标陆军师”。在“目标陆军师”（ROAD）编制下，每个师都拥有稳定的司令部实体，但其机动营是半稳定的，可以灵活“插拔”，以满足不同任务的需求。尽管可以在核冲突下作战，但目标陆军师的主要作战目标依然是像朝鲜战争那样的有限常规冲突。 大体而言，无论是步兵师、装甲师，还是机步师，它们的基本结构相同。每个师下属3个旅级作战司令部、1个师炮兵（用于提供火力支援）、1个支援司令部（用于提供同步的后勤支援）。 可以说，目标陆军师的许多结构特征与之前的五群制原子师有很大不同，其中许多结构直至现在仍然在沿用。作为标准的建制内使能单位，无论目标陆军师的具体类型（步兵师、装甲师或机步师）如何，每个师都包含1个骑兵中队、1个工兵营、1个信号营、1个航空营和1个军事排。可以发现，目标陆军师似乎又回到而来之前的三三制师编制，但灵活性更强、指挥控制也不能同日而语。
得益于提高战场机动性的现实需求以及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直升机的出现，目标陆军师编制内出现了一种新的陆军师——空中机动师。1962年春天，以汉密尔顿豪兹（Hamilton Howze）中将为首并以其名字命名的“豪兹委员会”（Howze Board）提议：将配属传统师的航空要素从航空营扩编至航空旅，达到每次运送整建制师1/3的目标。 经试验，第1骑兵师于1965年第一次转型为空中机动师，并出现在越南战场上。这是一种完全实现空中运输的地面部队，它比其它类型师具有更强的多能性与机动性，但在面对敌重型部队时，必须依靠更大的支援。不过，这些缺点可以通过加大火力配置和提高空中支援协调而有效弥补。
无论在作战能力方面，还是在部队灵活性方面，“目标陆军师”（ROAD）都是相对于之前五群制原子师的巨大进步。在越南战场上，“目标陆军师”用优异的战绩证明这是一种高效的编制结构。遗憾的是，战术上的成功并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持续八年的冲突使陆军筋疲力尽，国内社会反战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一切都需要陆军不断地与时俱进。
“三重能力师”（TRICAP）概念是越南战争以后发展以来的，其根本目的是要将越战期间的空中机动战术与装甲兵、直升机作战能力结合起来，用于对付中高强度冲突，如北约与苏联之间的高强度战争。
作为第一个三重能力师，第1骑兵师于1971年改组完毕，并于次年试验新概念。该师编制3个旅，分别为装甲旅、空中机动旅和空中骑兵战斗旅（ACCB）。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装甲地面部队与直升机部队联合应对传统高强度冲突的新作战条令模型。然而，试验结果却表明：尽管三重能力师会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杀伤，但同时己方也会付出高昂的伤亡代价，而且会比传统装甲师更容易丢失所占领的阵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重新重视运用重装部队抗衡苏联背景下，并受1973年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震撼表现的影响，美国陆军的三重能力师开始向更重型陆型。
放弃三重能力师编制后，美国陆军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80年代，一直在探索新陆军编制。1973年，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成立，其主要定位为：协调与集成陆军组织编制与条令开发工作，探索应对北约冲突想定的部队结构，并开发现代化的作战条令。
条令开发是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核心任务之一，主要由威廉E德普伊（William E. DePuy）将军负责领导。他将美国陆军作战条令的重心重新带回到面向苏联的“积极防御”战略。1976年出版的作战条令《FM 100-5：作战行动（Operations）》突出强调陆军作战条令的基本原则（战备、机动性、集中部队等），并重点关注先进武器的运用。
1976年，在德普伊将军的领导下，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发起师结构重组调查（DRS）活动，以备调整师组织结构并适应积极防御条令。总体而言，师结构重组调查活动的目标在于重型师。因此，它：增加反坦克能力；将每个旅中营的数量增加至5个，但营的规模有所减少；通过增加炮兵与直升机，提高师的火力。 这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是一些重大变化。然而，这些还未经充分检验，便作为基本概念被吸纳到新的“陆军86”概念中的。
“陆军86”概念仍是以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而发展起来的，主要着眼于发展重型师，但又集成了1982年发布的新版陆军条令——空地一体战。 接替德普伊（Depuy）将军而新上任的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部长唐斯塔里（Don Starry）将军，全面负责条令与组织结构集成的工作。他的指导思想是，按照“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所分配的任务与职能，对陆军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以实现组织结构与任务需求的高度契合。
1979年末，“陆军86”重型师结构被美军高层核准。这种师大约2万人，保留3个旅的基本结构，装甲与机械化步兵匹配均衡，配属炮兵、反坦克火力、型陆航等强大火力，可以有效迟滞苏联地面部队的持续的波。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陆军86”轻型师的编制结构论证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陆军概念“卓越陆军”提出时仍未完全确定。
“卓越陆军”（AOE）旨在建立一支能力均衡（主要指重型部队与轻型部队均衡）的部队，既可以打赢欧洲战场上与苏联的可能的大规模战争，也可以灵活应对欧洲以外的其他安全挑战。这一概念是由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小约翰A威基姆（John A. Wickam, Jr.）将军提出的。在“卓越陆军”编制框架下，重型师沿用了“陆军86”重型师的基本编制，却装备了M1“艾布拉姆斯”坦克、M2“布雷德利”步战车、AH64“阿帕奇”直升机等新式装备；轻型师采用了约1万人的新编制，具有更强大的部署能力。 轻型师与重型师新编制都反应了空地一体战条令的指导原则，即在考虑地形与敌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发挥部队的技术优势。卓越陆军师三三制编制原则一直贯穿到最底层，即每个师编制3个旅，每个旅编制3个营，每个营又编制3个连。这样，既有利于提高灵活性、机动性，又有利于火力集中。
采用卓越陆军师编制，有助于空地一体战作战的实施。1982年版《FM 100-5：作战行动（Operations）》对空地一体战思想进行了明确阐述，并指出该作战思想的要义在于同步空中与地面力量，以打败数量上占优的敌人。空地一体战正式引入“作战艺术”的概念，并强调作战原则的重要性，包括间接方法、速度与力量、灵活性与创造性、快速决策、目标明确、纵深等。
鉴于里根（Reagan）时期充盈的军费预算以及兵员来源，卓越陆军师编制得以顺利推行。特别是与“空地一体”战思想与作战条令结合后，卓越陆军师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这一点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进入21世纪，空地一体战依然是美国陆军基本的作战条令概念。即使在后来的全球反恐战争（GWOT）中，空地一体战仍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作战条令在师组织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每次作战条令关注重点的变化都促使师组织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完成新时期的任务。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是美国陆军在面向与其它国家常规军队高强度战争时的必然产物。认识到空地一体战理论运用于非高强度冲突中的局限性后，美国陆军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将作战条令修改为统一行动理论指导下的作战条令。全球反恐战争中，以旅而非师为中心部署与参与作战行动的实践，进一步出当时作战条令的局限性。尽管空地一体战条令与统一行动（UA）广泛运用于反叛乱作战，但毕竟这两种条令并非专门针对反叛乱作战而建立。意识到作战条令向反叛乱作战转变的必要性后，美国陆军在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中将的带领下，更新并实施《FM 3-24：反叛乱作战（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模块化转型后，旅取代师成为核心战术作战单位，用于集成与同步作战以产生想要达到的理想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师被空前虚置，似乎失去了明确的目标。目前，美国陆军正在论证师究竟应当担负什么职责以及应当如何使用。正在酝酿中的陆军条令为“条令2015”（Doctrine 2015）。在新条令中，尽管仍然维持空地一体战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却比以往陆军条令更强调对同步与集成活动进行合理优化。然而，在向“条令2015”迈进的过程中，美国陆军似乎陷入某种思维定势，即认为未来作战将保持与今天同样的战略态势。众所周知，当今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军在空海一体战的指导下更加强调行动与区域介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陆军的作战条令与组织结构必然都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空地一体战理论标志着美国陆军在越南战争后重塑的最高成就。1976年版《FM 100-5》表明，当时美国陆军开始着重关注高科技武器系统在未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这成为空地一体战理论的“萌芽”。事实上，早在1973年，美国陆军高层已经从阿以战争中看到了现代武器的巨大潜力。 从那时起，美国陆军便开始着手修订作战条令，以期充分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对付强大的苏联。最终，空地一体战理论于1986年正式写入《FM 100-5, 作战行动（Operations）》。简言之，空地一体战理论就是要有效集成地面与空中力量，同步不同领域的作战行动，使作战效能与杀伤力最大化。该理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创造性、灵活性、纵深与同步作战。 这些方法与原则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那场战争中，号称“世界第四大军队”的伊拉克军队被盟军部队以很小的代价而打败。
空地一体战在海湾战争中的巨大成功，使其在美国陆军未来条令发展中仍然居于主导性地位。20世纪90年代，空地一体战理论广泛运用于高、低强度各种冲突或战争。而时任陆军参谋长乔治R苏利文（Gordon R. Sullivan）将军指出，作战条令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既要平衡性，又要注重现实性与适应性。 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空地一体战步入修改时期。新条令被冠以“统一行动”（Unified Action）的名称。
统一行动理论继承了空地一体战理论的基本原则。所不同的是，统一行动理论强调，应当将非军事要素集成到统一的全谱作战行动框架中来。这些非战争行动包括主义救助、和平维持与执行等。《FM 3-0》取代《FM 100-5》，首次将全谱作战行动概念写入作战条令。 可以说，该条令既吸纳了海湾战争中空地一体战的成功经验，又综合考虑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等地的非战争军事行动（MOOTW）和发生在海地的“支持运动”（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试图建立一种适应性强的可裁减部队。新条令强调，应当运用更大范围内的集成与同步思想，达到决定性效果。可以发现，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中，联军仅用一个月时间，便以有限军队击败了萨达姆的军队。然而，伊拉克后的数个月内，伊拉克局势却陷入一片混乱，各种矛盾交汇聚集。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美军当时没有很好地同步集成运用各种力量，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并使美军日后付出巨大代价。
事实上，空地一体战理论从一开始提出时便存在缺陷，因为该理论是为大规模作战行动而设计的，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非常规战争。 2001年版联合行动条令《FM3-0》曾经试图将高强度冲突与低强度冲突集成起来，但效果并不理想。萨达姆后，该联合行动条令并没有有效指导部队伊拉克地区叛乱行动的扩散。这也证明，需要在传统作战条令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针对性的非常规作战条令。种种迹象表明，在美军常规军事力量越来越无可匹敌的背景下，非常规冲突将成为未来军事行动的主要样式，而作战条令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
为了应对非常规战争带来的，2006年底发展起来的新的反叛乱条令《FM 3-24》重新引入“反叛乱作战”的概念。所谓“重新引入”是指，这种概念曾经在越南战争中提出过，但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包括前陆军参谋长约翰基恩（John Keane）将军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认为这次战争失败与“反叛乱作战”思想有关，最终导致美国陆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几乎不提“反叛乱作战”。 新的反叛乱条令《FM 3-24》在上与越战期间提出的“反叛乱作战”概念几乎相同，只不过适应联合行动条令而做出一些调整。伊拉克后不久，曾经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高压管控之下的教一下子出来，、、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美国陆军此时才认识到，联合行动条令中缺乏反叛乱作战条令。情急之下，美国陆军开始重新思考与分析越战期间提出来的“反叛乱作战”概念，并出台临时作战条令《FMI 3-07.22：反叛乱作战（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以弥补能力需求与条令之间的缺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FMI 3-07.22》着重论述反叛乱作战（COIN）概念，但同时结合了作战条令《FM 3-07：稳定与支持作战（Stability and Support Operations）》中的联合行动概念。
作为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合成部队中心司令，比雷埃夫斯（Petraeus）中将同时担负着领导开发新作战条令《FM 3-24》的重任，以取代临时作战条令《FMI 3-07.22》。新作战条令与临时作战条令在许多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新版作战条令更加强调对叛乱活动以及反叛乱战场的深入理解。也就是说，取代临时作战条令《FMI 3-07.22》主要强调“如何打赢反叛乱作战”；而新作战条令《FM 3-24》除强调“如何作战”外，同时还强调思考“叛乱作战因何而起”，并确立了以情报驱动作战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FM 3-24》首次引入“清理-保持-构建”（Clear-Hold-Build）概念。 更重要的是，《FM 3-24》更加强调东道国、经济以及勤务等方面在击败叛乱作战中的作用。该作战条令甚至用整整一章来论述如何协助发展东道国部队，以帮助美军从反叛乱战场上。
可以说，当前的反叛乱作战条令是空地一体战理论以及新、旧反叛乱作战概念混杂的产物。事明，该条令在全球反恐作战的背景下是十分有效的。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在应对高强度战争面前，这显然是不够的。无论如何，作战条令的改变已经对陆军部队结构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师一直是完成战役或战略目标的基本作战单位。然而，世界范围的小规模冲突却需要美国陆军提供部署性更强的部队，需要比师规模更小的旅级作战部队——这种需求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表现得更为迫切。在这种背景下，丹尼斯赖默尔（Dennis Reimer）将军与埃里克新关（Eric Shinseki）将军连续两届陆军参谋长都致力于陆军编制结构。其中，新关参谋长更是提出并推行“陆型”。 这些的主要思想为：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打造具有更强灵活性、反应性与部署性的旅战斗队（BCT），以适应现代多频谱冲突的挑战。“9-11”事件发生后，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场上大规模反叛乱作战迫切需求的推动下，时任陆军参谋长彼得斯库梅克（Peter Shoomaker）将军大刀阔斧地实施了模块化转型计划。 在模块化编制下，师一级的参谋机构等资源进一步下沉到旅一级，旅取代师变为基本的作战单位。
模块化转型就是要打造可部署的、标准化作战单元；这些作战单元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的需求，灵活“插入”当前的师构架。 按照模块化设计，转型后的旅战斗队内营级作战单位较原先旅减少了1/3，但增加了作战支援与保障力量，旅战斗队的部署与维持能力大幅增加。 为了完成模块化重组目标，美国陆军补充增加了3万名士兵。旅战斗队的总体数量大幅增加，常规部队旅的数量从原来的33个增加到48个，不过每个旅战斗队的规模较以前有所缩小。 如前所述，在空地一体战概念下，原来每个师编制3个作战旅；模块化转型后，每个师的旅战斗队数量增加至4个。另一方面，师、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旅仅配属师，而不属于师的建制内单位，师不再保留固定结构。 师变为纯粹的指挥控制机构，只有在面向特定任务并有旅战斗队配属时，才具有战斗力。师与旅只保持行政指挥关系，但不具有对这些旅发号施令的作战指挥权。旅战斗队既可以作战，也可以“插入”处于部署状态的师。这样，陆军在保持战斗力的情况下，部署能力、灵活性与反应性大幅提高。
模块化转型之前，每个地面旅编制3个地面战斗营、1个炮兵营、1个支援营以及其他一些服务于作战的特种排或连。这些旅只保留可以维持短期作战的最小的支援与保障力量；一旦执行行动或其他扩展的作战行动，便需要上级加强与配属。相比而言，师一级却拥有足够的支援保障力量，可以为旅提供各种支援与保障。例如，假如某个旅被分配了超出其固有能力的作战任务，那么所在师就应当为其加强或配属必要的火力分队、支援分队、工兵分队。类似地，模块化之前的参谋机构也是不均衡的：师参谋机构可以为遂行作战任务进行全面谋划；而旅参谋机构仅具有短期行动或有限作战行动筹划能力。
实施模块化转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旅变为可以遂行作战任务的基本作战单位，而师为单纯的指挥与协调机构。目前，模块化旅战斗队的战斗营减少至2个；原先的另一个战斗营变为骑兵营，负责为旅提供侦察能力。此外，原先需要师加强或配属的火力营与支援营，现在都成为旅的建制单位，能够负责所有支援需求的计划与执行。旅战斗队配备更强的指挥与参谋团队，可以完成包括稳定作战在内的所有军事行动的筹划与指挥。当然，旅战斗队的这些变化是以师为代价的。模块化转型后，师不再拥有可以加强或配属旅的火力、支援与机动资源了，因为这些资源都已经下沉至旅一级。师一级的参谋机构同样遭到裁减，并用于加强各旅指挥机构。这样，旅战斗队装备编制表（TOE）的规模总体上变大了：步兵旅战斗队（IBCT）总人数达3500人；重型旅战斗队（HBCT）总人数达3700人；斯特瑞克旅战斗队（SBCT）总人数4200人。
很显然，模块化转型使旅的作战能力极大提高，而师却无法再像以前一样为旅提供强大的支援与保障力量了。另一方面，在部署时，师不一定再按照固定编制整体部署了。每个师司令部都有可能根据任务需求，指挥陆军范围内任何旅战斗队，这些旅并不一定与师平时管理的旅类型一致。然而，每个旅都自成体系，可以依靠建制内的支援与保障力量遂行作战任务。无论如何，这些变化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证明是有效的。
分析了当前作战条令及其对师结构的变化影响后，为了确定未来师组织结构的方向或需求，有必要对正在发展完善中的作战条令进行深入分析。总体而言，最新陆军条令一方面要继续完善与利用空地一体战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要根据刚刚过去的十年反叛乱战争中的失利教训而作出积极调整。《作战条令2015》（Doctrine 2015）从先前的“联合行动理论”（Unified Action）与“决定性行动理论”（Decisive Action）中保留了许多重要概念。
《陆军条令出版物3-0》（ADP3-0）代表了美国陆军作战条令的最新发展，取代了以前的《作战条令3-0》（FM3-0）。新陆军条令出版物的核心作战概念为“统一地面战”（ULO）理论，其目的是“通过集成进攻作战、防御作战与稳定作战行动，积极寻找战机，抢占有利位势，以达到冲突、威慑敌人、赢得战争或创造冲突解决有利态势的目的”。 在《陆军条令出版物3-0》的前言部分，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迪诺（Raymond T. Odierno）将军指出，统一地面战理论进一步强调作战中跨军种、跨部门以及与盟国之间的融合集成程度，因而可以看作空地一体战的自然发展。 从更大范围看，统一地面战是美国陆军在当前美军联合条令作战概念——“联合行动理论”（Unified Action）中所担负的角色。为了执行统一地面战理论，《陆军条令出版物3-0》保持原《作战条令3-0》中的“决定性行动”概念不变，共列出进攻作战、防御作战、稳定作战与支援（DSCA）四类主要任务。新陆军条令继续强调陆军两种核心能力——合成部队机动作战（CAM）与广域安全作战（WAS）。不同的是，新陆军条令更加强调任务式指挥，并强调指挥员在所有作战中的核心地位。
确切地说，合成部队机动作战（CAM）与广域安全作战（WAS）并不是两种全新的概念，它们在陆军条令中早而有之。在陆军发展历程中，陆军部队总是集成运用火力与机动打击敌人，这实际上就是合成部队机动作战。相比而言，在20世纪频繁的反叛乱作战中，对应的正是广域安全作战。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概念通常是顺序发生的：首先，合成部队机动作战用于高强度战争，打击敌正规部队；待敌人正规部队被击败后，继而执行广域安全作战。新作战条令《ADP 3-0》的作战指导思想则是同时执行合成部队机动作战与广域安全作战。合成部队机动作战是要运用所有作战力量要素，以取得相对于敌人的战场优势；而广域安全作战的目的则是要敌人获得战场优势。 合成部队机动作战提供击败手段，广域安全作战提供稳定手段。 然而，当前美国陆军师、旅并没有对这种新作战思想做好充分准备。
“任务式指挥”是《作战条令2015》（Doctrine 2015）提出的又一种性的。与以前的“指挥控制”概念不同，任务式指挥是指运用指挥艺术与控制科学，上级以任务命令的形式授权下级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该概念要求上级明确阐述任务命令，确保下级对任务命令有准确理解，但又反对对下级行动过分干预，以免妨碍下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向任务式指挥转变的目的是两方面的：第一，使各级指挥员充分参与任务计划进程与执行，确保军令统一，同时各级对行动意图有明确一致的理解；第二，最大限度地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这一点对“统一地面作战”（ULO）非常重要。
或许，《作战条令2015》（Doctrine 2015）最有意思、最重要的变化在于模型的修改。在这之前，无论是积极防御理论时期，还是空地一体战理论时期，所有条令出版物的假想敌均指向以苏联军队为典型的常规。修订后的新模型名为“混合模型”——该模型师是在研究2006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事件的基础上开发的。结合美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作战的经验教训，美军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军不会类似苏军那样势均力敌的强大敌人，而最可能面对的是混合。按照混合模型，美军未来面临的既可能是常规敌人，也可能常规敌人，还可能是恐怖份子、犯罪份子等，或者同时兼有以上敌人。 殷鉴不远，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尽管美军很快打败对方的常规部队，但各种反叛组织、极端组织却活跃起来并长时间与美军对抗。他们抓住了美军的弱点，使美军防不胜防，不堪其累，这一点像极了2006年以军侵入黎巴嫩的情形。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军面临的仍然可能是这种常规与非常规混合。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影响因素是空海一体战概念（ASBC）。这个作战概念是美国海军与空军在长罗伯特M盖茨（Robert M. Gates）的指导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对付“潜在敌人”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 它将对未来美国陆军的任务、组织编成、资金预算、规模大小产生深远影响。简言之，空海一体战主要指美军联合部队应对“潜在敌人”反介入行动的战法。而在美国看来，潜在敌人的反介入能力包括近年来一系列高新技术武器系统的扩散，包括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空间与打击系统、反舰武器系统、远程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等；这些反介入能力会对美军部署、协同与作战运用造成严重。 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军拥有全球范围内快速部署与作战的能力。然而，在高新武器技术日益扩散的背景下，一些潜在敌国已经逐渐具备较强的高技术作战能力。空海一体战的提出，正是美国决策层对这种担忧的具体反映。如果未来美国的全球兵力投送能力，那么美国作为“世界”的威信将名誉扫地。 需要指出的是，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下，陆军的重要性严重降低，这还会进一步导致陆军的地位与经费预算下滑。
在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空海一体战理论那种仅仅依靠空军与海军的指导思想有其局限性。后来，该理论又将陆军加了进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条令，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这种新作战概念有效集成所有联合军种的优势能力，是应对混合的有力理论武器。然而，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陆军进行重塑，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历史组织结构的演变基本上都是受作战条令的修订而驱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师组织结构的变化正是为更好地适应与完成作战条令制定的任务。当前，参谋长联席会议马丁E邓普西（Martin E. Dempsey）将军提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那么，在兵力有限与军费削减的约束下，应当如何修订当前师的组织结构，才能更好地支持 “联合作战介入概念”框架下的未来冲突呢？这正是本章着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前身是空海一体战理论。而空海一体战理论是为支持美国长盖茨（Gates）在《四年国防评估报告2010》（2010QDR）中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国家战略而提出的。该理论的主旨是，有效集成各领域（尤其是空、海军）的作战能力，以打败潜在敌人的反介入能力，确保美军的远距投送能力。 很显然，空海一体战理论所说的潜在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太平洋地区军力日益增长的中国。近年来，中国列装了先进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与弹道导弹，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明显增强。在这种背景下，美军的兵力投送能力绝不会像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那样轻松。然而，空地一体战理论仅仅局限于空、海军如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
相比而言，邓普西（Dempsey）将军提出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并不仅仅包含2009年以来发展起来的空海一体战理论，而是力求囊括各个军种。换句话说，联合作战介入概念提出的目的是，优化所有军种作战条令、编制结构、作战能力的运用方式，快速、高效、决定性地达成作战效果，实现国家目标。与之相关，还提出了一种名为“跨域协同”（Cross Domain Synergy）的概念，意思是在各个作战领域内高效集成联合军种的作战能力。 根本上讲，就是要实现各军种密切协同，以任一军种的强项弥补其他军种的弱项，确保行动，并完成所分配的任务。总之，联合作战介入概念追求在未来作战中协调使用各军种力量，而并非仰仗某一军种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要求各个军种、各个作战领域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与打击敌人弱点。该概念强调部队的可部署性、机动性、纵深性与致命性，要求利用信息优势有效提升各参战军种的作战潜力。在此背景下，陆军肩负着支援其他作战领域的责任，但其主要作战领域仍然是地面领域。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驱动下，陆军要组建规模更小、部署能力与机动性更强，并拥有强大杀伤力的地面部队。 这同时意味着，需要更高效、更强有力的指挥控制结构。由于师具备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下跨军种、跨部门协同的能力，因而似乎是理想的基本作战单位。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视角看，在未来冲突中，兵力部署与作战是一起的，并没有阶段区分。也就是说，部队在执行早期进入作战后，立即就要执行机动作战。
从理论上说，陆军《作战条令2015》（Doctrine 2015）支持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统一地面作战”（ULO）理论认为，未来陆军最有可能需要同时执行进攻作战、防御作战与稳定作战。 新条令考虑到早期介入作战期间在敌领土上抢占重要据点时可能面临的高强度与低强度混合冲突。此外，新条令认为，未来在执行合成部队机动作战与广域作战的同时，还可能担负主义救助等重要任务。 总之，统一地面作战理论的基本原则以及陆军六大战场功能都支持联合作战介入概念。
尽管如此，美国陆军当前的师、旅结构却并没有面向新条令做好积极准备。最明显的是，当前重型、轻型分立编组的师结构并不能同时满足合成机动作战与广域安全作战的需求。在司令部建设方面，美国陆军虽然在构建联合特遣部队（JTF）司令部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却没有注意到将来师所属部队多元化、混成化的问题。
在当前的陆军体制下，重型部队能够胜任合成机动作战，却缺少广域安全作战所需的必要能力。轻型部队的问题正好相反，它拥有大量徒步作战力量，有利于控制地域人口，却缺少合成机动作战所需的快速机动能力和杀伤力。可以发现，当需要同时执行合成机动作战与广域安全作战时，当前的陆军师结构便有必然会表现出能力不足。
尽管重型陆军师与轻型陆军师都能够为联合部队提供一系列宽泛的能力，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满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的需求。对地面作战而言，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强调杀伤性、机动性、纵深性、同步性与可部署能力。 可以说，在当前陆军编制下，无论重型师，还是轻型师，都无法满足全部这些要求。
重型师具有强大的火力，是历史上杀伤力最强的地面作战部队。再考虑其固有的机动性相结合，重型师可以对敌人施以性打击。正如人们在1991年海湾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所看到的那样，随着现代装甲装备技术的发展进步，重型师在理想地形条件下可以发挥出色的机动突击能力。然而，如果在森林、山地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重型地面部队的机动性便会大大削弱。若是在城市或城镇地域，重型地面部队的机动能力也会受到空间局限，从而遭致敌人近距离伏击。当后勤补给充足时，重型地面部队可以依托其快速机动力与纵深火力，有效塑造战场。然而，现代装甲部队需要大量柴油维持作战节奏。一台M1A2主战坦克配备500加仑的邮箱，而平均每加仑柴油行驶不到1英里。 可想而知，如果通往前线的补给线被切断，那么重型地面部队的作战纵深就会受到影响。最后，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重型师的最大缺点也许在于其可部署性方面。每个坦克营或机械化步兵营分别装备58台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或M2“布雷德利”步战车；按此计算，每个装甲师有几百台战斗车辆和上千台支援保障车辆。如此大量的战车装备需要用船远程运输，必然耗费相当长的装载时间和运输时间。尽管前置装备有助于部队部署，但在当前财政紧缩与军费紧张的情况下，前置装备储备非常有限。可见，仅靠重型师并不能满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作战需求。
轻型师能够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的联合指挥员提供重要能力，但同样存在一些缺陷。轻型师的最大优势在于可部署性。由于整建制载重量很小，所以轻型师可以实施远距离快速部署。在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下，轻型师最适合作为突发事件的“”。通过伞降、机降等方式，轻型部队可以迅速插入敌后方地域。尽管能够在任何一种（包括密林、沼泽地、城市或城镇地带）下作战，但轻型部队缺少重型部队所拥有的那种战术机动性与速度——而这些能力对于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轻型部队的防护力有限，在敌小型武器与间瞄火力武器面前特别脆弱。此外，虽然直升机和炮兵能够提供火力支援，但轻型师本身缺少强大的火力。
在当前的美国陆军体制中，没有中型师，但有多个中型旅。这些中型旅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提供了一种区别于重型部队与轻型部队的某种重要能力。中型旅装备以8×8轮式底盘为基础的系列战车，包括步战车、侦察车、火力支援车、反装甲车等，其火力、战术机动性与可部署性介入重型部队与轻型部队之间。在联合介入作战概念框架下，中型旅尽管可以用来对付敌装甲部队，但缺少重型部队那种稳定的火力与强大的防御力；尽管比重型部队更易于部署，但与轻型部队比起来，仍然有较大的“后勤尾巴”。这并不意味着中型旅没有用，但它确实无法单独承担重型部队或轻型部队的功能。
因此，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应当针对性地调整师组织结构，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混合。
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地面部队应实现三大类功能需求。第一，塑造有助于胜利的作战。第二，在敌对态势下确保作战介入。第三，击败混合。针对每类功能需求，地面部队都应当与其他军种联合行动。从当前陆军编制结构看，足以完成前两类作战功能，但不足以实现第三类作战需求。因此，需要对当前师编制结构进行重组。
塑造作战是美国陆军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地区合作伙伴、与同盟队联合训练、开展反对共同敌国的安全协作等。当前，美国陆军正准备实施地区性结盟部队计划，这将极大地支持冲突前阶段的塑造行动。
介入战场地域是美国陆军早而有之的重要能力。一方面，可以提前在冲突地域附近建立前方预置；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伞降、空中突击、两栖登陆等形式，初始作战与重要的后勤保障，以便后续部队进入。无论如何，美国陆军拥有在联合部队帮助下确保战场介入的作战能力。
相比而言，击败混合的任务最为复杂，这同时也是调整当前部队结构的重要动因。具体而言，混合是指各种不同程度的结合，其中包括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犯罪活动、恐怖活动。这些通常交织在一起，对美国陆军构成不同等级的挑战。 这些混合往往是动态变化的，既可能是随事态发展而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有有组织的。当前，由于美军在常规冲突中具有绝对优势，混合更可能成为潜在敌人对抗美军的主要方式。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我们提供了混合的典型范例。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有庞大的正规军队，背后还有非常规的“萨达姆敢死队”作为后盾。此外，尽管与伊拉克的无关，伊拉克的恐怖份子与犯罪份子日益，并导致国家内战与动荡——这些为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后期稳定作战埋下非常大的隐患。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黎巴嫩（Hezbollah）。在2006年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中，制造的混合给以色列重型装甲部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并最终使以色列军队铩羽而归。在当地群众以及外部（主要指伊朗）的支持下，利用观察、伏击、等方法，在以色列军队的进攻线上建立了纵深防御。 可以想象，未来界上管控不力或无管控的“真空”地带，美军很可能遇到以色列当年在黎巴嫩遇到过的类似困境。
从以上两个例子的失利教训中可以预见，当前美国这种针对非常规而实施的陆军师结构，无法将部队兵力与火力集中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因此，需要对陆军师编制结构进行修订。未来部队不仅要能够集中优势火力，以应对高强度战争；还要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应对低强度冲突。
在可预见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的作战被普遍认为是美军部队最可能的一种运用方式。然而，非常有必要保留传统部队，以应对一旦出现的强大敌人。从远期来看，此类强大敌人可能包括复兴的俄罗斯、军力日益增强的中国，也可能是拥有庞大军队与军费开支的伊朗、北朝鲜。无论将来与这些潜在敌人开战的可能性有多大，美国陆军都应当未雨绸缪，保留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以及一支强大空中突击、空降作战部队，以防不测。初步估计，美国陆军至少应当保留7个旨在打赢高强度战争的作战师，以维持美军地面部队在全球的力。
为了满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的作战需求，需要一种混成师。这种混成师必须同时提供重型部队的火力与杀伤力、中型部队的机动性以及轻型部队可部署性。在这方面，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MAGTF）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采用的是一种同时囊括地面、航空与后勤力量的混成编制。此类部队面对的是混合，因此其作战任务也是多样的：既可能是向指定作战地域部署；也可能是抢占滩头阵地，以便后续部队进入展开；还可能是地域控制与稳定作战。另一方面，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的地面力量是可变的，可能是重型部队、中型部队、轻型部队或混编地面部队；航空力量也是可变的，可能是旋翼直升机部队、空运部队或近距空中支援（CAS）突击飞机；后勤力量则根据地面力量与航空力量的编配实际而定。 尽管陆军建制内没有担负近距空中支援的固定翼飞机，但却拥有更强大的地面部队和旋翼直升机部队，另外战时还可以利用配属的空军机力量支援地面作战。为了满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下的作战需求，陆军师应当同时包含重型、中型、轻型地面力量，还应当增编陆航力量，以增强师的情报、与侦察能力。此外，这种师还应当根据主战力量，编制适当的后勤保障力量，确保师具有一定的战场灵活性与维持能力。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重、中、轻混成部队必须是可裁减的，以平衡杀伤力与机动性的需求，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后勤尾巴”。
从以上分析可知，为了满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的作战需求，需要改变当前陆军师的组织结构。下章，我们将推荐一种新的可行的师编制结构。这种结构既可以适应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同时又综合考虑了当前部队编制、装备实际以及军费限额约束等情况。
如前所述，为了满足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的需要并有效应对未来混合，需要组建一种混成师。混成师指挥员可以根据任务、对手与作战需求，灵活运用师属各类作战力量要素。混成师应当在当前以旅为中心的模块化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以旅为中心的模块化陆军体制下，师指挥员调整部队编成以适应特定任务需求的能力被严重，但它却为未来陆军提供了一种可以按任务灵活裁剪的特定能力。模块化编制的核心是将绝大多数战斗要素与战斗支援要素归建于旅战斗队（BCT），而组建混成师则是要重新赋予师根据任务对混成旅战斗队（包含重、中、轻地面部队以及相应的作战保障要素）实施任务式指挥的能力。模块化编制强调作战单元标准化，并将战斗力集中于旅一级；而混成师强调作战灵活性与适应性，并将战斗力集中于师一级。模块化编制是大规模轮换部署的理想选择，而混编师对应对未来混合非常必要。
在当前陆军编制结构与人员配备条件下，实现混成师结构转型是可行的。当前的武器装备编制完全可以满足混成师编组，并不需要采购新武器或战车。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军费与军队规模削减，混成师编制可以减少陆军整体编制需求（每个混成师可以减少1个旅战斗队），同时增加预置装备库存量。
在进一步讨论混成师结构与转型后陆军总体结构之前，需要声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混成师编制主要集中于常规陆军部队。后备陆军部队只有在常规陆军作战力量呈现不足的时候才被“激活”，因而常规混成师对后备陆军部队结构的需求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后备部队结构不需要修改，而是说应当在常规陆军混成师编制及其运用方式得到充分验证后再进行深入研究。
正如前面所述，组建混成师的目的主要是增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陆军部队运用的灵活性，并瞄准打赢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混合。然而，并非所有师都应改编为混成师结构。陆军至少应当保留2个重型师和2个轻型师，以同时维持美军在高强度战争和大范围低强度冲突中的主导优势。剩下的其他陆军师可以改编为混成师，以支持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
尽管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但在此粗略评估以下总体陆军部队结构是很有必要的。总体上看，最优方案应当是：保留2个重型师、2个轻型师，其他常规陆军部队重组为6个混成师。这种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美国陆军界范围内应对混合的能力，同时有利于“部署-修整-训练-战备”兵力生成周期，确保始终都有足够部队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考虑最坏情况，即在军费与部队削减的情况下，陆军在保留2个重型师、2个轻型师的基础上，将混成师的数量减少至4个，这种方案下常规陆军共8个师。在这种情况下，4个混成师仍然可以实现“部署-修整-训练-战备”兵力生成周期，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提供必要的作战能力，但如果同时遇到多场冲突或在持续时间较长的冲突背景下，如此数量的混成师便加快兵力生成循环周期，并有可能导致兵力疲劳。而少于4个师将无法满足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的作战需求。
如果采用最优的6个混成师编制，那么常规部队的旅战斗队（BCT）数量将从45个减少至39个。 这些混成师需要多个战斗航空旅（CAB）的支援，以提高混成师地面部队的杀伤力、机动性。此外，混成师编制的兵力人数有可能更多，以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民事（CA）需求。总体而言，采用混成师编制后，美国陆军常规部队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减少2万人，从而有利于适应未来可能的军费紧缩的情况。
如上所述，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共需要三类师结构。前两类为传统的重型师和轻型师，它们在当前模块化编制结构的基础上改动不大，因而本文讨论较少。第三类为混成师。这是一种全新推荐的编制结构，因而本文将重点讨论混成师的编制结构、人员配备与装备编配。
重型模块化师为陆军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重要能力。重型师拥有强大的火力和战术机动能力，是未来打赢高强度战争的必备“利器”，因此重型师不能从当前陆军编制中完全清除。总体判断，有必要至少保留2个重型师。每个重型师保持目前的4旅制。需要注意的是，应当改变当前的“3重1轻”4旅制，而变为全部4个重型旅编制。此外，每个重型旅在装备编制上要实现装甲与机步均衡。
同样，轻型模块化师也应当保留。轻型模块化师应保持当前的4师制以及相应的战斗支持与战斗勤务支援结构。维持1个空降师和1个空中突击师有助于执行大规模早期进入作战。无论在高强度冲突、低强度冲突中，还是在混合面前，这种作战能力都非常重要。
剩下的师应全部转变为混成师。每个混成师编制重、中、轻各1个旅战斗队（每个混成师编制共3个旅，而非目前的4个旅）。这样，可以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提供4种均衡的重要能力，即杀伤力、机动力、行动同步能力与可部署能力。在此过程中，师司令部需要重构，补充更强大的参谋组织；还应增加陆航旅的规模与能力，并对师炮兵旅、工兵部队进行重组，以提升师指挥员在未来动态战场中实现各种任务目标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在当前模块化师编制下，绝大多数参谋力量与重要能力都由师转移至旅一级。而混成师改制则是要重新确立以师为中心的陆军兵力体制。混成师将引入旅级别的炮兵司令部、工兵司令部。这些师属司令部将在师司令部的指导下工作，组织专业兵种训练，管理专业兵力运用，从而提高师作战行动的灵活性与高效性。这样，在面对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的混合时，师指挥员便可以根据形势任务，在以比当前模块化师更少的保障需求的情况下，灵活予以应对。在模块化编制体制下，原来师机关许多力量下放充实至旅一级，尽管旅战斗队的作战效能有很大提高，但师一级的指挥控制能力和灵活性却相对下降。在此背景下，混成师改制首先要充实完善师司令部，以实现高效的任务式指挥。当然，必须在实现师一级指挥控制机关人员配备与维持旅战斗队作战能力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总之，尽管混成师组织结构表面上看起来与模块化前的师结构相同，但实际上混成师的组织构成与兵力运用模式与以前大相径庭。
混成师所属的旅战斗队是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遂行战术作战行动的基本单元。这些旅战斗队由3个机动作战营组成。然而，与当前旅战斗队不同的是，混成师所属旅战斗队为混成旅战斗队，其所属的三个机动作战营类型不同：一个是重型合成装甲营（主要装备坦克、机械化步战车）；一个是中型机步营（主要装备斯特瑞克系列战车）；一个是轻型机步营。特种营（STB）的组织结构基本保持不变，由工兵、信号、情报专业分队组成，负责支援混成旅战斗队行动。旅支援营（BSB）的组织结构也基本不变，但必须其装备维修、后勤等功能能够满足混成旅战斗队的作战需要。
如图3，战时混成旅战斗队可以根据具体的任务，配属炮兵、陆航分队，并相应地加强旅特种营与保障营的力量。在平时的训练演练中，这种配属与加强模式应作为一种常态逐渐固化下来，而不能等到战时“临时抱佛脚”。师指挥员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任务编组，将战斗支援力量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另一方面，这种兵力配属运用模式有利于炮兵、陆航高级指挥员平时对所属兵种部队的训练、战备、保障作业等进行集中统管，战时对配属到混成旅战斗队的相应分队提供高效支援。特种营方面，从工兵旅为混成旅战斗队额外加强工兵力量可以加强混成旅的机动、反机动和抗毁伤能力。旅支援营方面，其前方支援连应当根据炮兵、陆航分队配属情况，适当增配相应的专业保障力量与装备。
师属陆航旅的作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可以提供火力与侦察能力，增强混成师的杀伤力与整体作战效能。混成师属陆航旅的总规模应所有扩大，编制3个航空营（装备AH-64“阿帕奇”直升机）、1个陆航侦察中队（装备OH-58“基奥瓦勇士”直升机）、1个航空运输营（装备UH-60“黑鹰”直升机）和1个通用支援航空营。必要的情况下，航空营可以配属至混成旅战斗队，在地面指挥员的统一指挥下遂行合成作战任务。这些配属航空营的火力与杀伤力可以有效弥补地面机动部队火力的削减。航空侦察中队担负师航空侦察功能，有助于提高师情报搜集能力。航空运输营担负空中突击运输任务，一次行动至少可以载运1个轻装步兵营。直升机营的这种配属指挥关系为师指挥员提供了战场组织的巨大灵活性，同时也有助于航空旅指挥员实施统一训练与高效的勤务支援。然而，由于对战斗航空旅（CAB）的需求增大，要想不增加直升机采购量，就需要削减或裁编目前的军级战斗航空旅，同时考虑将航空营的编制从3*8制（注：即3个连，每个连8架AH-64“阿帕奇”直升机）缩小为3*6制（注：即3个连，每个连6架AH-64“阿帕奇”直升机）。
与战斗航空旅类似，火力旅也是混成师重要的组成部分。混成师需要重新设立炮兵指挥所。该指挥所负责领导炮兵与地面机动部队的协同，同时担负着指导师范围内所有炮兵部队统一训练的重要职能，这对师有效运用间瞄火力支援非常重要。师指挥员可以通过炮兵指挥所，有效集中火力于师主要作战方向。需要注意的是，混成旅战斗队的直接支援营也应当做出适应性重组。重组后的旅直接支援营应包括三个连，分别装备中型自行榴弹炮、牵引式中型榴弹炮与牵引式轻型榴弹炮。
与师炮兵概念类似，师工兵旅司令部负责训练管理与正规化、标准化建设，这对战时按照师指挥员的意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兵的作战效能有积极的作用。师工兵旅编制1个工兵营（重型、轻型混成编组）、1个清障营（用于开辟通）和1个建造营（用于构筑工事）。
作战开发旅（OEB）的设立意在集成所有作战支援能力，为混成师提供重要的使能功能。作战开发旅编制1个军事营、1个信号支援营、1个民事营、1个军事情报营，为混成师及其所属混成旅完成作战任务提供高效支援。在未来陆军裁编的情况下，这些营可能需要重组或削减，但是它们的功能无可替代。作战开发旅可以执行包括确保线安全、管理被者、战俘、军民协调等在内的广域安全（WAS）任务，同时还可以提供通信、情报支援等重要能力。作战开发旅指挥控制机关应具有高效的协调、谋划与决策能力。
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师属保障旅可以为混成师提供重要的后勤支持。保障旅必须包含所有重要的后勤功能，混成师具备完成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在必要情况下重点支援各混成旅。保障旅至少应编制3个作战勤务支援营；而且这些营所属勤务保障连应当是可裁剪的，以保障部队完成任何可能分配的作战。
陆军师重构必然会带来一些作战问题。重构后的陆军师能否满足未来复杂的冲突呢？是否还有更好的组织结构呢？可以说，混成师的编制结构是在现有陆军部队结构的基础上，针对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而开发的，可以满足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的作战需求。有人可能会担心：在未来高强度战争中，是否缺少强大的地面机动力量与火力？混成师能够具备全方位能力么，是否会产生历史上“三重能力师”（TRICAP）试验所展示出来的问题呢？在面对敌一体化防空系统时，对陆航部队过于依赖是否会存在较大风险呢？
如文中所述，混成师是为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而设计的，面向未来混合。如果美国被卷入一场与某个强大敌国的高强度冲突时，混成师无论在执行合成部队机动（CAM）作战时，还是在执行广域安全（WAS）任务时，都可能由于缺乏重型部队而面临巨大风险。然而，这种能力不足与风险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而化解。第一，按照本文设想，陆军还保留两个模块化重型师，未来可以在联合作战框架下有效应对高强度冲突。在必要的情况下，重型师还可以得到混成师的有力支援。第二，通过更加强大的陆航部队，也可以有效、迟滞敌装甲集群的进攻。另外，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上还不会出现与美国在军力上势均力敌的国家。也就是说，未来美军面临的更可能是联合作战介入概念所设想的混合。
那么，混成师编组是否会面临20世纪70年代初“三重能力师”试验所表现处理的同样问题呢？三重能力师主要采取装甲部队、空中突击部队、直升机部队平衡的编制结构，与本文设想的混成师编制结构非常相似。然而，当年三重能力师的设计目标是针对强大的苏联，而混成师的设计目标是混合。另外，混成师在兵力运用方面与三重能力师也有很大不同。三重能力师关注三类部队各自的专业作战能力，而混成师注重各类部队根据任务的集成与同步运用。三重能力师试验表明：这种部队固然具有更强的杀伤力，但同时会付出更多的伤亡代价，并不能有效对付苏联的强大。而如前所述，在面对同类高强度冲突中，主要由保留的两个重型师参与主要作战，混成师只处于辅助支援地位。同样，由于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上还不会出现与美国在军力上势均力敌的国家，因而这种担心便显得有些多余。
最后一个问题，在面对敌一体化防空系统时，对陆航部队过于依赖是否会存在较大风险呢？2003年3月，由于空地协同不利，美陆军第11直升机团在进攻伊拉克国卫队的作战过程中，遭到伊军防空系统的猛烈还击，结果损失惨重。在这之后，美军高级领导不再为直升机部队布置纵深任务。在混成师编制体制下，直升机部队主要执行近距支援任务，而非纵深任务。通过合成部队指挥员的统一指挥，可以有效降低直升机的战损率。在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下，敌人不可能有大规模防空伏击现象——尽管不能排除敌防空分队伏击的可能性。另外，直升机的任何计划都需要事先经过周密的敌防空系统行动，而这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仅是混成师的事情。
其实，混成师改制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混成师采用更多不同的装备型号，后勤保障的压力必然增大。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成师后勤编制扩大。然而，由于混成师改制本身有利于总体陆军规模的缩小（至少会所需的旅战斗队数量减少），因此补足混成师后勤编制的扩大应不成问题。
自从现代陆军师诞生以来，师的编制结构就一直随条令的变化而变化，以实现作战条令所提出的战术与战役作战需求。目前，当美军作战条令实现由关注高强度战争与低强度反叛乱作战向未来反介入作战与混合转变时，陆军的编制结构自然也应当重新评估。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强调可部署性、机动性、杀伤力与纵深性，而当前的部队结构不利于充分激发部队的潜力并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本文设想的混成师是对付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下混合的理想组织结构。混成师司令部可以有效集成与同步各混成旅战斗队的作战行动，并快速部署、作战并最终赢得未来冲突。简言之，混成师的总体目标是：在联合作战条令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的功能需求；在陆军作战条令的指导下，同步高效执行合成机动作战（CAM）与广域安全行动（WAS）；避免混合的强项，而寻求并打击其弱处。另外，陆军师重构必须考虑军费削减的制约。无论如何，考虑到作战条令对陆军能力的实际需求、美国当前不景气的财政状况以及未来不确定的，混成师改制是一条可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