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是2000年度排行榜初衷的延续。岁月荏苒，能够十年不改初衷的事物可能在这个疾速飞驰的时代也是少见。但文学，真的是慢跑的工作，这种慢，与生命的节律取着对位。”——身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评论家何向阳近日为本报撰稿《在当下成为历史之前》，以缜密文字解读201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20余部长中短篇作品。确如何向阳言：“在当代文学研究并不被学术研究看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不被学科体系重视之时，为什么还如此地于已逝与将逝的事物——它甚至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文字，或文字描述的生活的梦想，那些人物，真的行走在我们中间么？……无论你怎么回答，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你给出了你的答案。这是最重要的。你回答了时代的提问！——在当下成为历史之前。”
2010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是2000年度排行榜初衷的延续。岁月荏苒，能够十年不改初衷的事物可能在这个疾速飞驰的时代也是少见。但文学，真的是慢跑的工作，这种慢，与生命的节律取着对位。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版）的忧思深广，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教育之需的地方，对于教育的思索我以为还只是这部作品的一个表层，更深一层，它触及到了童年的“死亡”，它在通过艺术的形式追问，是谁了童年——一个人最可宝贵、最为丰盛的生命阶段？是离他最近、和他最亲的亲人？是想让他学习好、生活好、给他教育、为他启蒙的教育传统？是希望他有智慧、有力量、有爱心的集体主义与课本教程？答案并不这么简单。但是为什么，爱他的人得到的却相反，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少年犯；而这个少年，也得到的相反，他于启蒙、于教育、于亲人、于“爱”那里得到的只是恨？爱的启蒙，曾几何时变作了恨的教育。为什么？作家的反思埋在人物的成长与裂变里。杨争光的这一文本再度证明了作家的写作是将生命温柔地搂在怀中的过程。所以我说，童年也还不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这部小说的核心是——生命。具体而言，是少年张冲代言的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生命，这一个个生命与文化相互关联，如作家所言：“我想象的那个少年张冲的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
关仁山《麦河》（作家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延续了人物的写法，它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作家以50万字的长度，不仅试图展现当代农村的现实画卷，而且为我们新世纪的农村小说创作贡献了一个叫曹双羊的人物，这是一个在土地流转政策中运用能力与智慧而致富的新农民形象，在以农民形象塑造为主体的中国长篇小说传统中，曹双羊的这个形象的意义不可小觑，我相信，对于“这一个”典型的意义，时间会渐渐地称出分量，而《麦河》的容量之大还不仅在于此，作家关仁山还在这部可以说消耗了他几十年生活积累的作品中，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他用盲人的讲述来强化感受力，盲人的通灵、鹰的神性的设计都为小说增添了文学性。
韩东的《知青变形记》（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版）写了一个人由知青到农民的身份转换的全过程，具体的说是呈现了南京知青罗晓飞如何变成了农民范为国的过程。最终小说是“我”在知青罗晓飞之墓前的祭奠，身份认同与身份互换所的“我”由此是否找到了真正的“回家的”，是作家留给我们的一个悬念。事过四十多年后，对于知青生活的文学追述一直没有停止过，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将最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因有生命的最可宝贵的部分，便有对于生命的这一部分的无尽追忆，韩东切入历史的方式是反思式的，但是这反思是在真实生活不动声色地描述基础上完成的，所以读过之后反而有无法挥去的巨大的荒诞感，对于复杂吊诡、充满意蕴的过往年代的回味，这种人在身份之间寻求而不得的荒诞感，可能正是文学向哲学借力的一种实验。五部上榜的长篇，三部涉及乡村，杨争光是从童年加以关注，关仁山是从农民而企业家的生命进程与人格变化着手，韩东则以历史中来到农民中间的知青作为切入点，无论他们各自呈现乡村的生活角度如何不同，但足以见出乡村作为中国文学的叙事主体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已为数代中国作家的无数杰出作品所证明。相比之下，陈河《布偶》（《人民文学》2010年第11期）和秦巴子《身体课》（《花城》2010年第4期）尚不为人注意。2010年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些优秀作品得到了大家，从乡村角度看，有郭文斌的《农历》、刘亮程的《凿空》；从历史的纵深探索看，有田中禾《父亲和她们》、迟子建《白雪乌鸦》和张者的《老风口》；从人性的看，有须一瓜《太阳黑子》、李天岑《》、刘醒龙的《课》；从女性角度对的认知而言，有孙惠芬的《秉德女人》、潘向黎的首部长篇《穿心莲》；还有从生态角度切入而探讨生态问题的长篇，如杜的《可可西里狼》、郭严隶的《锁沙》、宁肯的《天·藏》；还有更年轻一代的书写，如葛亮《朱雀》、笛安《东霓》等等，这些长篇以其介入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特别是在探索长篇小说文体的写作方面，都较以往年度有大进步。
2010年的长篇，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炜毕二十年之功以450万字的数量推出的十卷长河体小说《你在高原》（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叫我感念的是它以这样一个壮观的体量承载了一个更为强壮的———高原的。“高原”在这部书中，绝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虽然主人公宁伽正是一个与山脉矿石打交道的地质学者，这部书中也无数次地写到地理、矿脉、野兽、植物、自然，但是于此之上，它另有一个高处，在领域这是不可流失、不可夺走、人类向更高更大空间探索的高原，这是身处平原的人向往和的更壮美更辽阔的空间。《你在高原》无疑在的序列上，延续了19世纪长篇小说专注人类进步的伟大的文学传统。《你在高原》的贡献还在于作家力图为我们的21世纪提供一个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递进相合拍的、鲜明代表中国知识向度的知识文学形象。正是因为宁伽的存在，这部书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肖像史的意义才得以确立。所以我们谈到2010年的长篇，《你在高原》是最不应被遗漏的一部作品。
2010年的中篇小说创作的强劲势头，从这次年度排行入选作品中即可看出。魏微的《沿河村纪事》（《收获》2010年第4期），可视作“70后”女作家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个标志，以往的“70后”女作家，其创作视域多集中于女性的性的挣扎，在与理想之间，在与伦理之间探讨人性，就拿魏微的这十多年创作而言，她的《一个人的微山湖》等相关作品便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而从到女性（更大的）的关怀，在她的《化妆》和《大老郑的女人》中出来，转型是如此缓慢，但是已透露出了些许信息，而这部《沿河村纪事》之于魏微的意义，如《小鲍庄》之于王安忆的意义，魏微的视野豁然开朗，中国乡土文化结构，以及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磨合与冲突，在她的笔下清晰可见，但又由于叙事者本人的知识这个“外来者”的身份使观察变得暧昧不明，而这种清浊相杂的写作风格正与她在小说中要描述的乡村现实境况取得了对位。关注乡村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深层矛盾，是我们中国当代作家面对的大题，“70后”女作家于此没有失语，而其贡献的文本，仔细阅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叙事者仍是女性的，是一个女知识的观测角度，从这个角度而言，魏微接上了萧红、丁玲的血缘。须一瓜《义薄云天》（《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探讨英雄主义在当代现实中的存在意义，见义勇为者的热血与四周的冷漠，被救人的与人的懦弱，如此，勇敢的动机、谦虚的美德等等均受到了质疑与，小说最后还是给了英雄温暖的结局，作家对古典伦理与现代境遇的深层探索值得我们深思。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展现了上海婆婆与外省媳妇之间的斗智斗勇式的生活场景，其间不无幽默，不无心机，不无算计，也不无温清，作家对都市生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显得成熟老到，其刻画人物的深入浅出、游刃有余的能力也是在她这一代年轻女作家中值得称道的。阿袁近年的创作引人注目，她的关于校园知识题材的小说因其对高校知识生态的探索的深入而令人刮目相看，2009年的《鱼肠剑》、2010年的《顾博士金莎与林俊杰的婚姻经济学》都透露出作者本人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于知识群体的剖析的严厉与文化反思的冷峻，以爱情、婚姻作为人性的一块试金石，曾为许多作家写作所用，但阿袁的写作在检索知识人格心理方面继承并发扬了钱钟书以来的知识写作的传统。方方的中篇小说一直呈现着强劲的创作态势，从《奔跑的火光》到《万箭穿心》再到《琴断口》，从农村女性的到市民女性的负重，再到城市女性的追寻，一直以来，方方将个人创作的视点锁定女性，各式各样的，她们的人生反射着时代的文化的烙印与的进步。但是2010年的这篇《刀锋上的蚂蚁》（《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却越出了这个视线，转而以男性为主角而探索人性，其写作也由于时空在中国、、美国对应的亚、欧、美三大洲的转换而深具时代感。叶兆言《玫瑰的岁月》（《收获》2010年第5期）与方方对画家的探讨相近，他要讲的是一个书法世家的故事。较之方方对鲁昌南“成功”的书写，叶兆言写的是黄效愚的意义的“失败”，但是两个作家对于艺术家为主体的人格探索却秉承的是一种价值观，前者的与后者的激赏虽然藏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她）们的同一来源。无论写字还是绘画，当它只是抒发，而不是当作的工具或手段，那么，对于艺术本身而言，是敬惜和虔诚的，我想，这种态度是我们对待艺术应有的也是惟一能有的态度。
2010年十部中篇上榜作品，除叶兆言的小说外，有九部出自女作家之手，有方方、林白这样如日中天的实力派女作家，也有魏微、须一瓜等这样在写作中渐入佳境的步入成熟期的女作家，当然还有阿袁、滕肖澜、东紫、夜子这样富有潜力的新生“代”的女作家，她们推动了整体女作家队伍的创作，突破了女作家创作仅囿于女性主义创作而屏蔽掉了更广阔的生活的壁垒，这种对于身体写作或私我写作的创作“瓶颈”的突围是随着女作家的成长而自然达到的，同时2010年的这几部作品也有力呈现了当代女作家把握生活、关注现实和深入文化深层进行解读的能力。
这个年度的短篇小说介入生活的广度、人文内涵的深度以及艺术表达的高度，毫不逊色于中、长篇作品。铁凝的《春风夜》（《文学》2010年第9期）在处理乡村人情与城市规则相抵牾之处，只是截取了一个春天的夜晚，便展开了一幅深广的画卷，从中我们可以体许多人生的冷暖酸辛，洒脱的文笔，冷峻而不无幽默的风格，呈现了作家把握生活情态、人物心理的极高的控制力，同年铁凝的《1956年的债务》（《上海文学》2010年第5期），则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她写一位老人去世之前将自己曾借他人的5块钱，折合成现在的58块钱，嘱咐自己的儿子代他还掉。当儿子到找到了借主之后，却在社区的门外踟蹰不前，巨大的生活落差使他心绪难平，但最终他还是不负地前去。这部小说的风格则与《春风夜》的对于当活的全然掌控式的华美风格不同，它对应于写作的年代与事件，对应于人物的生态与心理，朴素而严谨，两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掌握熟稔多种语言风格与叙事节奏的作家，也体现了作家处理多种人物及其不同状态的游刃有余的能力。
于坚的《赤裸着晚餐》（《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与范小青《我们都在服务区》（《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表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最终调适问题。《我们都在服务区》，以手机的关闭来他人对空间的，但当真的与他人失去任何联络时，又心有不甘，重新启用原号码，使自己回到了人声鼎沸之中。于坚的人物则不同，他买别墅的心态充满矛盾，好像是为做学生时在同学面前的被忽略，由此，别墅成为他成功的一个证明；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不愿在毫不受、隐私全然公布于众的情形活，所以他选择的是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的别墅区，可以为他的私我空间的实现提供保障。这是一个与他人关系处理不适的人，但是又如何要求于人都要时时处处考虑他人感受而个体的要求呢？况且，别墅里的这个人也不是为了炫富，他还在为房子还贷，他只是对生活有一点小小的愿望，能够自在、不受干扰地、赤祼地为自己做晚餐，他的要求绝不过分，但小说的最后，这个人的确遇到了麻烦。
对于以个人与他人关系为主题的之作，还有苏童的《香草营》（《小说界》2010年第3期）、石舒清的《低保》（《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等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深层的矛盾，无论城乡，个人的力量以及个人的愿望的实现仍需一个在与他人调适的场景中进行，而与尺度的把握与丈量，确是现代化实现中的一个大题所在，虽然这个大题——与他人——还未曾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作家们通过他们如上的书写，提醒着我们，在物质生活突飞猛进的时代，生态的大题是如此地重要，它或可影响到社会的基础发展。
好了，四面八方的人，作家们，还有为他们的作品聚集而来的评论家们，这些人，这些年，他们于阅读与筛选，从每年他们认定的优秀的小说中留下来其中他们认为最优秀的部分，留下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当代文学研究并不被学术研究看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不被学科体系重视之时，为什么还如此地于已逝与将逝的事物——它甚至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文字，或文字描述的生活的梦想，那些人物，真的行走在我们中间么？他（她）们与我们一样有着呼吸与生命么？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但无论你怎么回答，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你给出了你的答案。这是最重要的。你回答了时代的提问！——在当下成为历史之前。（限于篇幅，本文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