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的红包形式，其在微信群中的流行既是对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延续与发扬，又与现代追寻娱乐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同时又与当前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微信红包的符号运用除了能够彰显社会分层，还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社会支持以及调和群体内部矛盾的作用，本文基于对一个“70后”老同学微信群的考察，就此进行了研讨。
传统意义上的红包是过年的时候长辈给予小辈的压岁钱，表达对未成年小辈的关爱和祝福。在一些地方，红包也是成年小辈对年老长辈表达孝心的方式，是一种地方礼仪文化，遵循人际交往的规则。红包的数额受地方习俗的影响，也根据红包给予者经济能力以及与接受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红包作为礼物，与其它礼物一样具有情感、伦理和工具的功能。[1]207
在微信时代产生一种新的红包形式，即微信红包。微信红包自2014年1月26日上线以后，迅速流行开来。根据企鹅智酷2016年3月发布的《“微信”影响力报告》中的数据，近七成用户每月支付/转账额度超过100元，微信红包是微信支付中渗透率最高的功能，有84.7%的用户用过红包。[2]春节期间及特定节假日更成为收发红包的高峰期。
关于微信红包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新闻与传媒、法律领域，有关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微乎其微。对于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目前有限的文献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微信红包缺乏礼物流动、情感价值和信用制度的约束，了中国传统的，也消解了红包作为礼物的符号价值和交往意义。[3]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微信红包的社交意义，认为微信红包的流行，代表了随网络兴起而复兴的“礼物经济”，微信红包兼有互惠互利和馈赠分享的意味。[4]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作者的经验主观色彩浓厚，缺乏具体情境和资料支撑。微信红包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其影响与意义不能一概而论。除了部分商家发给用户的公共营销行为，微信红包主要在微信群中流动，而微信群具有多元性，有基于亲缘的亲属群，基于地缘的同乡群，基于业缘的同学群、群、同事群、同行群、合作伙伴群，基于趣缘的各种兴趣群，以及基于某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各种临时群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信群，由于其主要联结纽带不同而构成了不同的交往情境，考察微信红包的意义不能脱离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群体及情境，要把微信红包现象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研究。鉴于此，本文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聚焦一个高中老同学群中的红包现象，考察群使用红包的具体情境、行为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这个老同学群是一个以“70后”为主体的群体，本文称之为M群，以下是M群的基本情况。
M群是招远市某高中文科班的微信群，2016年春节期间建群，截止2017年6月，共有62位，其中男性29人、女性33人。除去两位老师，其他都是70年代生人。群部分在线下的现实中有一定的交往，这种交往一部分基于同学情分，另外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地域性——大部分的同学分布在胶东半岛，在工作或生活中易产生交集。据统计，在62位的群中，烟台所辖范围内有45名，其中烟台市区有9名，下辖的招远市有35名、蓬莱市有1名；分布在其它城市的有9名，其中青岛有6名，威海、莱芜和各1名；分布在省外的只有8位，其中两位属于招远市属单位长期外派，一位在丹东，一位在喀什，他们的家属则在招远市，另外6位分别在、杭州、广州、佛山、上海和天津定居，但他们的父母辈还在招远居住和生活。从微信群的职业来看，有近十分之一的属于私营企业主和企业高收入者，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主要在学校、律所、系统、部门工作，其他近一半的属于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及赋闲在家人员。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6年6月下旬至2017年6月下旬M群里的聊天记录，所有记录都存储在笔者的手机储存卡里，以方便查找和导出。从群的隐私性考虑，对从群名到个体均进行了匿名处理。
微信红包在M群中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发挥着传统红包的情感和伦理功能，这尤其体现在节假日的问候与祝福以及喜事分享和庆祝两方面。
一是节假日的问候与祝福。微信红包在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和一些新兴的节日里出现的频率更多一些。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这些传统节日里，诸如“过年好，给家人拜年啦”“中秋节快乐”此类的红包不断，这种情境下的红包延续了群在传统节日里向亲友表达喜庆、团圆和祝福的文化意义。根据观察，发红包的是大年三十晚上及初一清晨，在传统面对面拜年的初一至初三，群里红包数量并不多，大家忙着线下的走亲戚，可见群里的祝福与娱乐并未挤压传统方式的拜年活动，微信红包在同学群中只是传统方式之余的一种有效扩展，且主要维持在线上空间。
除了传统节日，伴随着一些新兴的诸如妇女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这些特定身份群体节日的流行，红包的问候与祝福用场也扩展到这些节日，彰显了这个群体的社会性别身份、家庭身份及职业身份。作为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对生命历程和身份角色的体会已比较深刻，因此在妇女节、父亲节、母亲节中通过发红包表达对他者和身份角色的理解和祝福，同时也借节日的机会露个面儿，与同学们联络一下感情。
例如，在2017年的“三八”妇女节有7位男生发了“女同学们节日快乐”“专属，节日快乐”“发红包的男士抢吧”等11个红包。在父亲节，有7位女生发了“父亲节快乐”“父爱如山，节日快乐”等9个红包，也有4位男生发了“祝愿父亲们幸福安康”“当爹的节日快乐哈”等4个红包。因为群里有两位当年的老师，以教师为职业的数目在群中也占到五分之一强，因而在2016年教师节，群里非教师发了总计17个以“教师节快乐”为名的红包，表达对教师的感谢和祝福，此外还有引发的娱乐红包11个。微信红包在这些节日里起到了表达、群体表达和沟通感情的作用。
二是喜事分享与庆祝。喜事分享与庆祝是红包出现的另一重要情境。有些工作、生活中的喜事会在群中分享，发红包是相伴随的一种表达庆祝的方式。例如，2016年9月12日，群M9生了二胎，甚是高兴，在群里发布“喜获千金一枚”的消息，群里顿时恭喜声一片，有9位男生2位女生发送了祝贺红包，M9自己也发了一个“同喜同喜”红包。
线下部分同学的相聚也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者除了自己高兴，也会让群里其他分享一下相聚的快乐。通常的模式是参与者在微信群里发布现场照片，并必不可少地发送红包，参与者及群里围观参与抢发红包和评论。由于群平时各自忙碌，相聚一场并不容易，无论三五人的小聚还是十一假期三十余人的大聚无不采取这种模式。
例如2017年正月十二日晚上，外派至丹东工作的M1回到招远，兄弟们便组织了一场。人物有他的3位结拜兄弟M5、M9、M11，还有在招远市某中学任教的两位男生。最初是M1以“我回来了”为题发一个50元的红包拉开了序幕，在此过程中他的三位结拜兄弟都发了红包，两位任教的男生只参与了抢红包，没有发红包。这次的红包数额比较大，分别是66.66元、66元、66元，这个数额跟正月有关，也跟出场人物有关，M1在工作单位主管财务，意气风发，正月难得回到家，又跟兄弟们，自然高兴，所以出手就是50元。而平时很少在群里说线身为某局副局长以“同学们万事顺心”为名，取数字“66.66”的谐音表达美好祝福，其他两位兄弟M5和M11便也跟着分别发了金额为66元的红包。除了参与者，群里围观者有3位男生、7位女生，其中M7曾是M1的老同桌，发了一个题为“欢迎M1回家”的30元红包，围观女生F5和F3与M1私交不错，分别发了一个题为“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的8元红包和一个题为“快下手吧”的6元红包。
在喜事分享与庆祝的情形下，从是否发红包以及发送的数额可以看出参与者与当事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体现了人情的原则。由此，不管是节假日的问候与祝福，还是喜事分享与庆祝，都是对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节假日中线下红包在亲缘关系中的流向是长辈给小辈或者成年小辈给长辈，在业缘关系中是老板给下属员工派送，体现了某种阶序性，微信群红包则打破了这种阶序，每个都可以自主地参与其中，这与追寻娱乐的大众文化相关联。
除了对传统礼俗的延续与发扬，微信红包的流行也与当前追求娱乐性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大众文化在我国是20世纪十年代随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5]是一种强调消费的、的、娱乐的、技术的和时尚的文化。[6]娱乐性是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很多情况下微信红包都具有消遣娱乐的意义。
微信群里的红包形式通常是“拼手气群红包”，也即设定有限的红包数，但每个红包的数额随机分配，因此大家拼的是速度与手气，每人会根据手机网速的快慢抢到或没有抢到红包，以及抢到数额不等的红包。抢过之后各种表情符、小动画和语句所表达的夸张心情让人忍俊不忍：有表示感谢的，如“谢谢老板”“老板很乖，一定能生二胎”；有表示赞美的，如“有土豪的味道”“这个发红包的好帅”；有“显摆”的，如“哇，我发财啦”“终于弄个最佳”；有“吐槽”不均的，如“能不能退回去重领”“某某手气真好！”；有抱怨没抢到的，如“转个身，红包没了”“关键时刻没信号了”；有安慰的，如“一分也是爱”“终于心理平衡了，看到0.01”；有要求重发的，如“报告！我没抢到，要求重发”“来吧，我已经准备好安全帽啦”，等等。
娱乐的一种常见方式是红包接龙游戏，参与者通常遵循最佳者发的规则，即抢到数额最大红包者要接着发红包，以使游戏进行下去。这个规则是得到大家认可的，至于发放的具体数额则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即使是小数额也没有关系，但通常都不大，很少超过10元。参与者在拼速度和手气的过程中，有惊喜，有打趣，并穿插着闲聊，极大地活跃了群里的气氛，达到了游戏和娱乐的效果。红包接龙游戏在春节期间玩得多一些，参与人数相对也多，因为春节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为抢红包提供了行为正当性的许可和群体狂欢共识。[7]例如2017年正月初四下午的红包接龙游戏中，在75分钟的时间里，该群有20人相继参与，送了50个红包。上文已提到，大年初一至初三的时间里，除了发送祝福红包，红包接龙并不狂热，可见大家都在忙于线更向笔者坦言她在家里招待了群里的两拨同学，从侧面说明了线上互动有助于扩展至线下的人际交往。
“最佳者发”的游戏规则体现了一种“分享”的价值观，群大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即便在非红包接龙游戏中，抢到最佳红包者通常也会接着抛出一个红包。如若偶尔有最佳者没有接着发，通常也没有人计较，但若是有人表现过分，经常不遵守规则，则会有耿直的人出来指出。F1兼职微商，平时经常别人发红包，自己却很少发，F3很看不过去，多次在群里对她进行明讥暗讽，对F1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娱乐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恶搞”红包，也即发一分钱的红包，勾引“上钩”者，发送者后坏笑，上当者则“”，甚至赐给“锤子”“”等表情符和小动画，一阵“嬉笑怒骂”带给大家的是轻松与欢愉。
现代社会是消费主义的社会，尽管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各种的增长、社会竞争的加剧，加之人们在每个生命阶段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压力，大多数人活得并不轻松，随时随地地娱乐一下是对自己的一种调剂，而基于同学情的微信群则提供了参与娱乐的空间。实际上除了红包这一娱乐途径，搞笑的小视频和段子是群里最常见的转发内容，可见大家对娱乐性的追捧。
体现传统礼俗文化与现代大众娱乐文化的微信红包，还必须置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下来分析才能理解得更全面，因为红包作为一种符号可以区隔阶层，彰显身份、地位和人品。此外，微信红包还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社会支持和调解内部矛盾的作用，达到社会整合的效果。
一是社会分层。发红包的频率，更重要的是红包的数额可以彰显发送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确立发送者在社群结构中的。同学毕业20多年，现状如何大家并不常清楚，因此通过所发红包的频率和数额的比较，发红包频率高、数额大的实际上可以获得别人的称赞和认可，重建在同学群中的社会身份和等级，满足实现和群体身份认同的需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通过数额大的红包来‘炫耀性消费’，体现了给予者居高临下的展演和对‘声望’的渴求”。[3]
红包的数额还能体现同学们所处地域的层级性，而地域的层级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表征。整体来说招远市内所发红包数额低于区级市和省外大城市。除去特殊时期（如春节），招远同学发的红包通常不超过10元，5、6、8、10元最常见；招远市外同学发的红包数额一般在10元以上，10、15、16、18、20元比较常见，超过20元的便是固定的几位公司高收入者和企业主。
国家公务人员、事业编制人员很少通过红包金额彰显社会地位，因为在社会分层中，这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显性的，而那些企业、公司中的员工、私营企业主等在社会分层中不是那么显性的，则会通过红包数额来彰显经济上的成功，以期在社会比较中获得较高的地位与认可，尤其是那些当年在班级里默默无闻的现在感觉过得不错，或者当年在班级里存在竞争关系（如学习上的竞争、追求异性上的竞争）的，依然想要在红包的数额上不输于对方。
发红包除了能够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还能够显示不同的人品：有的只发不抢；有的抢到了之后会再添加一点儿数额发红包反馈给同学们，自己非但不占同学们的便宜，反而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有的会把抢到的全部再发出去，自己不占别人的便宜，但也不想吃亏；有的在抢到的数额中拿出一部分来反馈给同学，自己赚取一部分；还有一些把抢红包当作获取意外之财的途径，抢到了便是自己的，一毛不拔。因此，发红包的频率和数额比较高的会被贴上“土豪”或者“大方”的标签，只抢不发或者很少发的，会被贴上人品有问题或者“不好”的标签。
因此，红包作为一种符号，鉴于它的受欢迎性以及所能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品，那些寻求展现和群体认同的便会有意识地去使用红包。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包对于一些参与者会形成某种负担，因为尽管数额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发的数额大的对于发的数额少的无形中会形成一种压力，于是有些人便被，发一定数额的红包。
二是社会整合。社会整合的表现之一是社会动员与社会支持，常发生在求投票、募捐、调和紧张气氛的情境下。
（1）求投票。求投票的发起者通常采取的模式是先发一个投票链接，再发一个红包，刺激一下大家的参与热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再次发红包，一方面对之前表示支持的表达谢意，另一方面可以使投票继续下去。如从事营销的M6为了让大家给“黑尚莓中国红（酒）”投票，从2016年7月4日至13日连续10天，每天都发一个红包和链接，最终获得89个投票。群里出现的其他求投票还有“最美乡村医生”“最美教师”“广场舞”“烟台苹果十大品牌”“亚洲杯拼字大赛（巧口英语）”等等。那些抢了红包的大都会去投上一票以表示支持，并且截图为证，根本不会去看一下投票对象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投票，投票只对发红包的人和抢到的红包负责，因此从这个层面上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五花八门的投票活动的线）募捐。募捐是另一种以红包表达社会动员与支持的情形，以下是2016年12月10日下午14点11分群主F10发的信息：
@所有人 各位亲爱的同学，咱们同学F2父亲生病住院治疗，花费巨大，想在群里跟大家伙讲一下，一起帮她渡过！多少不限！关键是同学情谊！
大家可以微信转账给我，也可以银行转账，账号******。我统一转交F2！也可以自己微信转给F2！
由于周六大家忙于家庭生活，群里在线人员不多，为聚人气，募捐活动联合发起者F5和M1一边在群里闲聊，一边使用红包术。F5先发一个红包，然后M1又发一个名为“风雨同舟，共渡”的红包。M9表示不会转账，在群里连发了3个200元的红包，名为“麻烦转F2”，M11也发了一个“请转F2！略表心意”的200元红包，F10接收后表示感谢，其他有几位同学私下发红包给F10，在群里通知F10收红包，也有同学在群里告诉F10私下直接转给F2了。晚上M7发了“F2父亲祈福红包”让大家领，F1表示错过了，M7接着又发“浓浓的同学情”红包。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人捐款，F10也陆续在群里告知收到了款。12月16日晚上7点30分，F10在群里@所有人，通告本次大家齐助F2共收到各类款项25000元整，并M温暖大家庭，F2现身对同学们表示感谢，M1发“M一家亲”红包，引出几位同学闲聊，此事告一段落。
在此事件中，微信红包充当了捐款的动员工具和转账工具，动员的作用从红包的名字可以看出，不管是“风雨同舟，共渡”，还是“浓浓的同学情”，的是同窗情谊以及M群“有难同当”的共同体意识。而微信发送和接收红包的便捷性也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银行转账功能，除了少数同学捐款数额超过1000元，大部分同学都是发个红包便完成了捐款。在募捐的情境下，微信红包起到了社会动员和社会支持的功能，既是经济上的支持，又是情感上的动员和支持。
（3）缓和紧张气氛。平息争端、缓和紧张气氛是红包发挥整合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会有冲突，当某位有公心的感觉气氛不对了便会发个红包转移一下话题，缓和一下紧张气氛。2016年12月31日，F1和F3发生口角，有几位男看到后分别发红包调和，在大家抢红包的过程中将冲突事件掩过。当事人也可以用红包表达歉意，比如当感觉说的话有点儿过分了，便可以发个红包求谅解。例如2016年8月18日，M1和M5俩人一唱一合地把兼职微商的F1打趣了一通后，M1意识到不妥后发了一个红包，M5也发了一个题为“向F1老师致歉”的红包，F1抢了红包以笑脸符和感谢回应，其他抢到红包的人出来闲聊，此事件便算翻过。
从M群来看，微信红包之所以流行在于它承载着一些重要的功能，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首先，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的红包形式延续了传统红包的价值，依然具有礼物流动的性质，具有节假日以及人生重要时刻的仪式感，发挥着同学间、师生间的问候和祝福、喜事分享与庆祝等情感和伦理表达等功能。同时，微信红包突破了线下红包在节假日里局限于代际间、雇主与员工间的纵向流动范围，拓展至同辈间的横向流动。
其次，微信群红包在同辈间的流动赋予红包新的功能，即娱乐功能。但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微信红包加剧‘娱乐至死’的膨胀、挤压现实人际空间”，[8]在老同学这种熟人圈子里，娱乐与游戏都有规则可循，微信红包依然遵循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在《礼物》中所提出的“互惠”原则，也即中国人际交往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如若有不遵循者则会受到群体压力。同时，线上的娱乐是线下交往的有效补充，并没有挤占线下的交往，相反由于线上的情感联络和互动，反而会促进线下的人际交往。
再次，微信红包作为一种礼物经济，既有彰显群体分化的功能又有群体整合的功能。一方面，微信红包发放的数额和频率除了能够以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分层，还能够进行人品分层。另一方面，微信红包在群体内部还时常起到社会动员、群体援助以及化解群体内部冲突的作用，体现了老同学群在事实上是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的。
最后，M群作为一个微信群有其典型性，其典型性在于它是一个以同窗情为主要纽带的中年人群体，从社交意义上来讲更多的是线下社会关系的延伸和发展，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地理分布上的相近性，历史记忆上对青葱懵懂岁月的共享性，人口学上人到中年职业的稳定性，行为方式上的偏，社会分层上的多层性，文化上的同根性，以及线上线下活动的交互性。基于这种典型性，本研究得出的关于微信红包的结论具有拓展个案的意义，但同时可拓展的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每个人都身置各种类型的基于线下关系的微信群中，单是同学群就有小学同学群、初中同学群、高中同学群、大学同学群以及研究生同学群，其他还有各种基于其他关系的微信群。鉴于现实群体关系的复杂性，微信群也是多元化的存在，因此探讨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不能脱离具体的人际交往情境。
[3]蒋建国.游戏与社交幻象：微信群抢红包乱象的伦理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17(3).
[5]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6]贾明.文化转向：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作者简介：芹（1974—）,女，山东招远人，南开大学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和乡村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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