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的主笔，这种情况很少见，我就成了这样的特例之一。我为此挺惭愧的，我这样每天做评论员应该做的事，说明我不是个好领导，丢了该做的“正业”。
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也很无奈，是被“逼”出来的。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评直接写作的。在此之前，我只敲定题目，审读最后的成稿，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丁在环球时报广受尊重，所有人都叫他“丁老师”，他要出国另有重任，大家都慌了。没有人能接替他，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修改的文字量很大，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
时至今日，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每天上午，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之后，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到了晚上，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包括专家的意见，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我，编辑在电脑上记录。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修正我的看法，指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是否能对我的做出有力的修正，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
社评写出后，这名编辑要立即把成稿传给几名专家，征求他们对社评观点直到文字的具体意见。这样能给我们做第一读者的专家，至今已发展到近百名，每天参加进来的不少于2名，他们包括王缉思、房宁、汪晖、丁刚、潘维、崔之元、张维为、金灿荣、张颐武、楚树龙、王逸舟、彭光谦、杨恕、李希光、喻国明、殷罡、陶文钊、贾庆国、傅梦孜、袁鹏、吴心伯、孙哲、杨伯江、吴怀中、冯昭奎、李伟、宿景祥、丁一凡、何辉、唐岚、蔡佳禾、倪峰、喻晓秋、张胜军、陈先奎、朱锋、周立、李国祥、王林昌、吕超、张链瑰、易宪容、张召忠、戴旭、沈丁立、徐以骅、胡岩、庚欣、张军、何伟文、何茂春、周世俭、刘江永、王帆、余万里、杨帆、闻一、杨承军、王少普、张祖谦、高祖贵、李伟建、江时学、吴白乙、黄大慧、高洪、李彬、李绍先、刘军红、梅新育、倪乐雄、朴键一、王小东、宋晓军、时殷弘、郑风田、郭浩、寒竹、贺文萍、樊吉社、翟崑、谭亚玲、闾小波、刘冲、曹黎明、刘洪玉、雷家骕、张燕生、张立平、雷少华、达巍、赵可金、沈逸、吴冰冰，等等。
看看这俏师母些专家的名字，就会发现，他们来自中国思想界的各个领域，所处的地方也遍及中国的，他们的研究面几乎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他们给我们提出大量意见，编辑记录下这些意见，我会认真看。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全部采纳，但每天都会采纳一部分，有时甚至根据反馈意见对文章做重大修改。因此，环球时评虽然由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撰写，但它的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甚至可以说，环球时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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