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党史人物纪念馆纪念馆评论研究
为中国战争的胜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光照千秋。本文仅从几个主要方面阐述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的独特贡献。
１９３７年，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军的的，那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至今日的八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①这一论述一方面说明了中队建设史开始于大时期的军事工作，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军工作优良传统开始于大时期国民军的工作。这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的历史地位，因为大时期的军事工作主要是主持的。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出任黄埔军校部主任，从此开始了国民军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所说的那种新气象。１９２５年元月，以黄埔军校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军校的工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领导军队工作。９月，出任国民军第一军部主任，同时兼任东征军总部主任，这是中队设立部的开始，也是军队战时工作的开始。在这一系列军队工作实践中，总结制定的军队工作原则和制度，初步奠定了军队建设的基础。
第一，确立了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军队是的工具，必须政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工作就是要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队成为政党实现目的的工具。这是确立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原则。指出，新型的军队必须政党的领导，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军是党的军队，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②所谓新型的军队，就是政党领导的军队；没有这种领导，军队便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不成其为新型的军队，甚至还可能成为新的军阀军队。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领导和新型军队的关系，了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在这里所说的政党还不是只讲中国，但其政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和一些基本原则，为中国确立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在军队中建立的工作，形成了工作的新制度。认为要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遵循党的主义和政策，必须在军队中建立起的工作，形成新的工作制度。效法苏俄红军，在军队开展工作，向军队思想，“使军队确实其观念”，形成巩固的思想基础。“使军阀军队渐渐”，转到方面来。为了加强黄埔军官学校的工作，扩充了部，部内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部的职责和任务是负责士兵训练；要组织举行学生讨论，对进行教育；负责文化体育活动。还在各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并对党代表的职责范围，各级党部、党小组会议，报告制度都做了。
在东征战役前，主持制订的《国民军党代表条例》明确：“党代表与指挥官共同听阅，如下级军官之报告呈文，并决议问题，与指挥官共同署名，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在东征战役中，发布了《战时宣传大纲》，对战时工作内容、要求和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还组织了宣传队，在连营团设立了党代表。要求军队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起先锋模范作用。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由直接创建的领导的正规化军队——国民军第四军团建立了支部，各营连建立了党的小组。这是中国在军队内组织制度的最新创造。扬州发改委蒋珊照片对军队中的党组织，还制定了严密的工作制度。如“各连队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须负全责。”“各连队党部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党代表须亲往参加会议”。各连队党部小组会议须注意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的根据；报告重要及党务；士兵生活之改良；同志间互相，以党的见地为中心。
第三，树立工作的优良作风，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黄埔军校中强调，军队工作人员比一般人员要有更高的要求。“在军队里做工作，要以身作则，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密切与士兵的关系。１９２５年５月，为了加强北伐军的工作，专门举办了一期军队干部培训班，并亲自给们讲授军队工作课，培训了一大批工作。７月，又在国民军举办的战时训练班作《国民及军事工作》报告，对工作的必要性，工作制度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为工作人员从事军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在的言教身传和领导下，一大批优秀的治军人才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叶挺、、徐成章、曹渊、蒋先云、卢德铭、许继慎、周逸群、周士第、张际春等人就是在直接领导和帮助下，成长为优秀的军事干部。又通过这批优秀的人才，去建立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如１９２４年11月，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了大元帅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１９２５年１１月，以原铁甲车队为基础，指导组建了国民军第四军团。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这是第一支由中国人掌握的正规的军队。
在大失败的严峻关头，在武装这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关键性决断和卓越贡献，他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
１９２７年４月底，中国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没能作出的正确决策。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常委会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正确的决定：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必要时可以参加常委会。本人没有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５月３０日，在中央局常委会上，召开中央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６月４日和２０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两次提出湖南计划，主张以发动湖南农民来。是时，湖南农动的力量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掌握的叶挺部队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的主力还远在河南，这是一个的极好良机。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的反对而没有实行。
到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央根据国际的，确定了组织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初步决定以贺龙、叶挺部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为前敌委员会。７月２４日（或２５日），在的一再督促下，临时常委会议最终决定以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部队起义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取得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南昌起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就是后来所说的，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要紧的时期。”④很显然，这个新时期的第一枪是组织领导打响的，是中国人没有采纳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而采纳了武装的主张而开辟的新时期。是南昌起义、是重新树起了新的旗帜，使千百万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后，又在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开创了中国的新局面。
中国战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是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胜利，最后取得武装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在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始还只是一支红军、一块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确立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才能领导中国胜利。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由一支红军、一块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全党全军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全力推举为全党的军事领导，并心悦诚服地拥戴的领导。
在，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中，是最早认识的军事才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起草的给国际的报告中写道：“朱毛红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确实深入了群众。”起草的这个报告对国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自此以后，“”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的《真理报》上不断出现。国际这一态度对后来在不断遭受“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起了一定的作用。１９２９年３月，主持起草的中央给贺龙并湘鄂西前委的信中，推广介绍了所创造的经验。在信中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党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时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⑤９月，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担任红四军前委，并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作出决议，和的领导。１９３０年１月，在《军事通讯》创刊号上，要求各地红军、各地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２月，给广东省委的信中又说：的复职，四军的中心的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是最早认识和肯定卓越的军事组织才干和由他创造的军事斗争经验。
在受到打击、排挤时，又是和的军事指挥权。１９３２年６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按常规理应恢复的总职务。但是临时中央对不信任，中央局提议兼任总。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并于７月两次致电致信中央局，认为的军事决策“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提议由他任总。经过的努力，中央局于８月８日才恢复的总职务。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中央局后方集中，把反对打赣州，主张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线；把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克敌致胜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并要回后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主张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认为对的和是过分的，也是不应该的；积累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留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但由于中央局的错误决定，只好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休假。尽管如此，仍所起草的作战文电要送阅。这不仅是对的尊重，更是对军事指挥才能的倚重。
全力推举为全党的军事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中又损失过半。严重的损失和严峻的局面，促使人们从根本上思考党的军事指挥问题。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湖南通道主持举行了一次临时性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李德仍然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力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湘江战役后实际担当部队指挥的采纳了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这就是有名的“通道转兵”。“通道转兵”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中央红军纠正了原来错误的战略方向；实际上参与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和指挥。
通道临时会议后，又在黎平召开了局会议。主持召开的局会议再次采纳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意见，指挥红军向遵义前进。这次会议“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⑥。不断地采纳的意见和，一方面削弱和排除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另一方面加大对中央红军指挥的分量，为遵义会议最后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促使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他第一个明确向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向张闻天谈了要在遵义开会，总结党的军事线问题。但是，没有的同意和支持，会议也是难以召开的。不仅支持召开遵义会议并且实际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
在遵义会议上，代表军委作了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但未能取得胜利，其重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军事指挥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报告后，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线的报告。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当的发言一结束，王稼祥就讲：完全赞同张闻天、的发言；红军应该由这样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来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的提议受到凯丰的反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又作了关键性的发言，全力推举由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讲，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才能成功。全力推举来领导红军完全是自觉的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是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为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决议是这样定的，实际上自觉地主动地把自己置于与相反的——实际上负起了军事指挥的责任，为在军事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成为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决不能认为，无主见无建树，仅仅是组织落实决策的“参谋长”，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只是生活在的阴影中。在中国战争中，以其雄才大略和多谋善断，不仅参与了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协助指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而且还以自己的理论建树为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指挥八军实施战略展开，初步总结了抗战的经验。１９３７年９月，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赴山西抗战前线。按中央原来部署，八军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根据华北战场局势的变化，致电八军应将三个师分别部署于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山脉，这样才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当时山西的阎锡山对八军进入山西心存戒心。他将八军留在正面战场打阵地战，以达到他消耗八军的目的。洞察阎锡山的用心，他利用阎锡山作战计划不完备和抗战信心不足的弱点，八军一一五师开赴五台、灵丘地区，在平型关东北地区侧击日军，支援晋军正面防守平型关。结果八军旗开得胜，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也顺利地在晋东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９月２４日，致电中央，一二0师开赴晋西北，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然后向西南山地转移。１０月下旬，向中央提出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的战略性。他指出，敌人已进入包头，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蒙、回族，联系新疆、内蒙，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这些均被中央采纳，八军各师旅分别挺进到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敌后战场，一部挺进大青山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为尔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在山西直接领导抗战，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天，但他对抗战战略方针的探索，对发展和丰富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华北抗战的任务》中提出：“抗战必须以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⑦并具体分析了华北能够持久抗战的原因：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山地最便于我活动、存在与扩大；人民群众的和武装，根据地的发展；八军在华北作战，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作战。“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来华北抗战。”⑧不仅比较早地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分析了能够持久作战的原因以及持久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这些论述对１９３８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无疑是有帮助的。
确立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在１９３７年８月的洛川会议上，形成三种意见：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即“部署敌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到山西抗战第一线后，很快加深了对游击战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的认识，提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华北抗战；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收复失地，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⑨并按“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原则，组织、指挥八军三个主力师在山西实施战略展开。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山西抗战的实际，组织了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配合友军的正面作战，推动了山西及整个华北抗战的发展，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在山西抗战的实践以及对抗战经验的总结，使在洛川！会议上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后来在《论持久战》中，把八军的战略方针原则明确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参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组织指挥人民解放人战略和进攻。曾讲过，胡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如所言，作为军委副和代理参谋长，参与了解放战争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决策，这里只突出说说对转入战略进攻决策的贡献。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当时曾设想了一个外线作战的方案。强调：“这一计划的着重向南，与蒋军的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这一设想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并为以后的战略，转入外线作战播下先声。但是当时广大中间人士和国统区的群众对和平还抱有幻想；人民解放军尚未完成从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解放军作战还不能离开解放区的依托。根据这种情况，于１０月１５日致电中央，提出军事战略应与相配合，主张在国大召开前后，解放军不宜打到外线，暂不实施外线作战方针。采纳了的，于１２月２０日给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的主张，其基本是先在内线年春，、又两次考虑外线日，中央致华东野战军并告刘邓的电报指出：“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日，、对转入外线作战作了初步规划：刘邓十万大军，休整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陈谢主力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入陕北配合彭德怀军歼灭胡南及其他杂顽。７月１９日，和再次商定陈谢集团的出兵战略方向，经商定改由西过黄河进陕北为南下渡黄河经略中原，在豫陕鄂边实施战略展开，配合刘邓大军向中原出动。７月21—２３日的小河村会议，正式形成了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陈谢、陈粟两翼配合，大举经略中原的战略的英明决策。在和的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下，我三大军在中原大地成“品”字形展开，胜利地转入了战略。
总结战争经验，为人民军队作战提供理论指导。对军事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论建树，１９４８年春撰写的《军事原则》提纲就是代表。《军事原则》提纲是解放战争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对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作了概括和发挥。《军事原则》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归纳了十条人民解放军基本作战原则：１、避强就弱。先打分散之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２、先面后点。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３、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４、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性打击。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５、无准备、无把握不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求有准备。６、发扬勇敢战斗，不怕，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即短期内不休息地连续打几仗）的作风。７、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８、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城市，则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所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完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条件成熟时，然后取之。９、主要补充在前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与整训部队，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第二部分主要讲了正规战与游击战，野战军与地方军，正规军与民兵的关系；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夺取敌人装备，加强自己，以提高技术和战术；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发动群众创造战场；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等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作战原则进行分析，也有十条。
在《军事原则》提纲中所体现的实质和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在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不管是重要的战略决策，还是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大致是三种情况。一是首先提出某一设想，然后在与，有时还有任弼时的商讨过程中使之完善。二是首先提出某一设想，然后加以提高和完善。三是他们在共同商讨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思想和决策。不管在那种情况下，都能做到多谋善参，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干协助指挥中国战争，为中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由 恒宇国际（www.neivn.cn）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