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26日法国《小日报》报道标题是《法兰西的贵宾李鸿章总督，中国的特别使者》
“敬、惜、悲”李鸿章的战后欧美之旅
这些120年前西方媒体对李鸿章的报道，许多都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
他在欧洲被“盛大欢迎”，在美国更致“万人空巷”，在日本又坚辞款待留宿船舱。
他究竟是德媒法媒眼中的“神秘人”，还是美媒眼中的“尊贵长者”。
西方媒体对李鸿章的报道，多集中在甲午前30年的洋务运动，以及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斡旋于清朝外交活动。在甲午战争期间，外媒对李鸿章的关注反而很少。或许是因为西方媒体从各国利益出发，没有过多讨论李鸿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得失，更为关注的是李鸿章甚至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清朝甲午战败后，对李鸿章外交努力的评价及预测，大多充满同情，就如1901年11月16日的《插图报》在他去世时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
120年前西方媒体与梁启超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甲午战败仅仅一年之后，1896年3月，本已因战败承担罪责而失意赋闲的李鸿章，因为朝廷“联俄抗日”的政治需求，也因为俄方的“点名要求”，被任命为清廷的访俄代表。身披黄马褂、心怀“柳暗花明”之意的李鸿章，自打踏上欧洲大陆，脚步便没有停歇，一路向西，向西。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英属加拿大……这次欧美之行，竟历时近七个月之久。
“李鸿章已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但他并不着急。在中国一败涂地地输给了日本之后，看上去他是希望为他的国家找到雪耻的办法。一路上，他思索、比较、评判，从出席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礼开始，他接连访问了俄国、德国、比利时。现在，他已经到法国数日了。所到之处，他仔细学习西方国家的军队组织，研究最先进的武器。他在爱丽舍宫晋见了法国总统富尔，并作为嘉宾观看了法国7月14日国庆节的阅兵式。”——1896年7月19日的法国《小巴黎人》报道。
几天后的7月26日，另一份法国媒体《小日报》(见压题大图)报道说：“李鸿章的心情不会太好，尤其是在最近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他的皇帝在奖励了他一件象征着信任与荣誉的黄马褂之后，又把它剥夺了。这次李鸿章虽然是穿着黄马褂来访的，可是我们无从猜测他回国后是否还能继续穿这件衣裳。德国人一手为李鸿章组织了盛大的节目，一手紧攥着订货单，随时准备着把德国的军火、弹药和教官兜售给他。李鸿章对接待很是满意，却在下单的时候冷冰冰……在我国，他通过翻译与总统以及朝野的不少政治家进行了交流，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对他赞佩不已，却没有从中找到任何重要的话题。这位衣服上系着水晶扣子的大人不愿解开扣子敞开心扉……法国对所有的贵宾都会用心款待，但愿李鸿章回到中国后还能记得起我们的盛情，这事儿值得期盼，但不必去指望。”
李鸿章似乎让欧洲人“看不懂”。但在美国媒体《哈珀斯周刊》的眼里，8月底，李鸿章抵达美洲大陆后，却获得了“敞开心扉”的理解和欢迎。
“他身穿黄马褂和帽子上的孔雀羽毛让人感到好笑和好奇。之后的几天里，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位长者的伟大之处，自然也越发尊敬他。人们都普遍相信李鸿章的美国之旅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也确信，如果李鸿章再年轻25岁，中国必定会获得重生。但从这样的观点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此次访问的悲剧因素，毫无疑问，此次访问也见证了中国文明的终结。为了保全国家，中国必须牺牲它古老的(政治)体系。”当时的《哈珀斯周刊》报道称，“自从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1824年访问美国之后，这个国家就再没有迎接过像李鸿章这样尊贵的客人了，即便是把威尔士亲王的那次访美算在内，这样说也毫不过分，毕竟威尔士亲王仅仅是因为出身而得显贵，而且他访美的时候还非常年轻，不过是一个友好的使者。相比之下，李鸿章大人则因为自身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尊贵。他已年过古稀，此次作为一名特殊的使者访美，他带着世界上最年长的国家对最年轻的国家的问候。李鸿章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次用“元老前辈”来称呼的一位贵客。出于中国人对于亡者的尊重，李鸿章对于已故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极为崇敬，这使得他的这次访问多了一分感伤力，也毋庸置疑使得美国人心中产生了一丝慰藉。这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民用热烈的欢呼、万人空巷的奇迹和热情洋溢的问候来迎接这位享有大清一品“伯爵”、太子太傅、直隶总督等各种称号的长者。李鸿章在纽约的最后一天去了布鲁克林，然后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正式采访，之后和斯特朗市长进行了官方的会谈。在布鲁克林，他对联合俱乐部很感兴趣，特别是俱乐部门前刚刚竖立的格兰特将军像。在采访中，他适机表达了对排华法案中不公之处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法案实在是不明之举，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似乎又与这个口口声声宣称自由的国家不相符。他的言辞虽温和，但也确确实实是指责。第二天一早，他就动身去了费城，结束了纽约之旅。”
1896年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启程回国。据说，轮船在日本横滨停泊时，李鸿章需转乘他船，日方已在岸上准备了食宿，但李鸿章“誓终身不履日地”，坚决不上岸，在船上过夜后，天明时改乘轮船招商局的“广利”号回国。这位风云人物的那一夜，想来绝不平静。
1894年8月4日《伦敦新闻画报》报道，题为《东亚战争一触即发：一艘中国运兵船上的情景》。画面左上角第一人即汉纳根。图片对高升号上清兵状态的细节刻画相当生动。
汉纳根们甲午风云里的洋面孔
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中，有一张洋面孔值得铭记。
在《伦敦新闻画报》1894年8月4日这天的版面上，有这样一张图片，这是在1894年7月23日至25日之间的一天，驶往仁川的高升号运兵船飞桥上，正在向远方瞭望的有清军的两位将领、英籍船长，还有一位神秘的德国籍“私人旅客”——那位蓄络腮胡须者。他，就是被中国朋友们称作“韩大人”的冯汉纳根。
汉纳根出身于德国军人世家，1879年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介绍，赴天津武备学堂任教官，后受到李鸿章赏识，担任其军事顾问，协助其筹办北洋水师，用德国技术和设备设计建造了旅顺金山炮台和威海卫炮台。
很多历史学家和日军调查报告都相信，当时以“私人名义”与1200名清军乘高升号同赴朝鲜的汉纳根，实际上是受李鸿章之托去牙山协助清军修筑炮台，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1894年7月25日上午，高升号被浪速舰击沉后，汉纳根纵身跳水，独自奋力游上了丰岛，找到一只渔船辗转到了仁川港。在那里，他说服了德国军舰伊尔达号开赴丰岛营救泅水上岸的清兵，后来一艘英国的军舰也参加了营救，200多名被困在岛上的幸存官兵获救。
李鸿章对此心怀感激，授以汉纳根花翎总兵衔，入北洋水师担任总教习兼副提督。汉纳根随即参与指挥了黄海大战，身负重伤。此一役后，汉纳根向清廷陈述，认为黄海海战由于“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建议清政府向智利、德国、英国购买快船，聘请外国将弁水手同船来华，新旧合成一大军，并委婉要求清廷委任自己为全军水师提督。这些逆耳忠言虽被清政府倾听却未能付诸实施，汉纳根遂离开北洋海军。
但他没有离开中国，而是为清廷策划了一整套训练新式陆军的方案，这就是后来袁世凯的新军！
事实上，甲午期间北洋舰队中共有八名洋雇员，英国人马格禄在威海卫鼓动北洋舰队向日本人投降的故事多有流传，却不知甲午海战也有洋将领两人阵亡，四人重伤。特别是主力战舰上的洋员，其中不少人在黄海海战中和中国爱国将士并肩战斗，并且表现得很勇敢。比如帮办定远总管轮德人阿壁成，两耳虽在海战中被炮弹震聋，却毫不畏避，仍然奋力救火。致远管理机务英人余锡尔，重伤后继续战斗，与船同殉。定远管理炮务英人尼格路士，见船首管理炮火的洋员受伤，急至船首，代司其事；不久，舱面火起，又舍生救火，最后中炮身亡。此外，如定远总管炮务德人哈卜们和帮办镇远管带美人马吉芬，都因亲冒炮火而负伤。
1895年5月18日《哈珀斯周刊》威海卫海战
“巨人之战”西人眼中的甲午瞬间
“日本人一直等到月亮完全被遮住，15艘舰艇离开了舰队朝港口驶去。他们蹑手蹑脚地向中国铁甲舰围拢过去，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已经完全进入到中国舰队和炮台的火力范围之内，其中一艘鱼雷艇靠近定远舰，射出两颗鱼雷，皆命中目标，定远舰即刻开始下沉。瞬时，军港乱成一片，清军开始醒悟过来，但已经晚了，所有的日本鱼雷艇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清军的铁甲舰和炮台枪炮怒射，击沉定远舰的那艘鱼雷艇在一串冰雹般的轰炸中解体，8名船员被淹死。只有一艘日方鱼雷艇毫发无损地逃出了清军的炮火。”
这是甲午战争威海卫海战中的一个场景，报道自1895年5月18日的《哈珀斯周刊》。西方媒体，以各自的立场和观察记录了这场战争。
1894年10月13日英国《图片报》在黄海海战之后对北洋舰队统帅这样评价：伊东祐亨元帅的手下败将是中国的丁汝昌元帅，丁元帅是中国海军的司令官，同时他也是中国军队可以依靠的极少数有才干的军官之一。丁元帅高大帅气，脸庞充满了威严，非凡的天赋使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官居高位。从政治角度来讲，他属于中国的改良派，赞同用欧洲的科学体系推动国家的进步。他在黄海海战中表现出的勇猛与那些贪生怕死的中国舰长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当时丁元帅一直战斗在火力最激烈和最集中的第一线，即便脸颊和腿部受了重伤，他依然没有动摇。
1894年8月美国《匹兹堡快讯》对中国陆军是如此评价：与士兵的军事素养相比，士兵的数量已经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是在技术、冷静和胆识决定一支军事力量优劣的今天，这个道理就更加显而易见。30年前，一个士兵的功能还仅仅是把子弹推入枪膛然后胡乱横扫一气。那个年代，也许人数上的优势还会把对手在勇气和军事训练上的一部分优势抵消掉，但即便是在那时，区区5000名英国士兵已经足以攻入北京城。
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甲午战争中的中方俘虏，而1895年4月27日英国《图片报》详细描绘了这样的情景——
“中国俘虏被押赴东京途中，当34名中国俘虏抵达日本新桥，天不亮就在此等候看俘虏热闹的日本民众，用高声嘲笑、投掷石块的方式来迎接，对着他们起哄、咒骂、投石子。警察虽然事先准备好了几辆公车，但是在押送俘虏们换乘汽车时，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挡住狂躁的暴民，押解俘虏的车辆随后驶往火车站。中国俘虏就这样被火车运送到了东京附近的樱花镇佐仓。”甲午之战，中国俘虏最终有一千多人回到祖国，更有几十人长眠异国。
以1894年12月28日中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作为总结：这是一场充满展示效应的战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东方两个巨人彻底交换了位置。中国，一直以来被视为东方世界的霸主，却被发现是头披着狼皮的绵羊；而日本，仿佛从来没被我们仔细地注意过，却一跃成为我们这些列强中的一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它的加入。如果日本已经在我们西方世界的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令人敬佩的地位，清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也正在我们的熟视无睹下葬送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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