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史，恰恰就是一部两万基建工程兵的拓荒史。3天一层楼建设的国贸只是其中的标杆工程之一，还有不计其数曾经是或者现在还是的深圳标志性建筑。他们创造了赫赫有名的“深圳速度”，不少人也创造了人生的奇迹，杨洪祥就是典型之一。从普通瓦工跨界文化人再到涉足创意建筑业，他的梦想在深圳开花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史，恰恰就是一部两万基建工程兵的拓荒史。3天一层楼建设的国贸只是其中的标杆工程之一，还有不计其数曾经是或者现在还是的深圳标志性建筑。他们创造了赫赫有名的“深圳速度”，不少人也创造了人生的奇迹，杨洪祥就是典型之一。从普通瓦工跨界文化人再到涉足创意建筑业，他的梦想在深圳开花结果。
在那个年代，当兵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也确实喜欢那身橄榄绿的军装。我当时还了解到：基建工程兵是学技术的，可以学开车。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下雪，所以想走出去看看雪。男儿志在四方，一定要出去闯闯，我抱着这种想法去当兵了。
当时有40多人报名参军，最后只选了3人。因为基建工程兵是技术兵种，学木工、电工、开机器要有些文化，所以只选初、高中生。
入伍并在冰天雪地的湖北荆门参加3个月的新兵集训后，我坐东方红大轮船穿过武汉长江大桥前往上海，那时感觉非常震撼——小时候在课本上读过“武汉”、“长江大桥”、“上海”，可从没真正见过。当书上的词汇真的成为你眼前的实景时，那种震撼无法形容。那时候刚好船上在播放李双江的祝酒歌，听着歌，坐着船，心情非常愉悦。
进入部队以后，我是二级瓦工。因为我很喜欢文学，经常写日记，所以文笔还不错。写的黑板报被部队领导看中了，他们便鼓励我学写新闻报道。我从发表50字的豆腐块新闻开始，逐渐到半版、头条新闻。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我被领导从连队调到团部、再调到师部，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由于我所在的部队所属四个团分布在贵州、陕西、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市执行施工任务，我要到各团去采访。所以不到20岁，我就走遍了全国40个大中城市。
1982年7月，国务院、下发批文，决定调两万基建工程兵到深圳执行任务，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集体转业到地方。
于是在1982年，我就穿着军装背着机来到深圳，成为南下深圳支持特区建设的“拓荒牛”之一。
因为我是师部的新闻报道员，所以当时连续写了400篇新闻稿，拍了300多幅新闻图片。而我拍的那些特区创建之初的照片，则无意中成了特区最初的永久记忆。后来我全部捐献给了深圳市博物馆和相关单位保存。
其实来之前我就开始关注深圳了。我是专职的新闻报道员，能从上了解到深圳的情况，对于来深参加建设我早有心理准备了。
但是真的来了之后还是很失望，条件比想象中的还要艰苦，到处都是泥，下雨后泥泞不堪。当时完全想不到30多年后深圳会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当时我住在竹子林的工棚，是用竹子、竹叶和茅草建成的，用油毛毡封顶，被战友们戏称为“竹园宾馆”。台风一来就把棚顶掀掉，房子变成骨架。喝的是山泉水，水里还有虫子。后来就打机井，因为靠海边，井里抽上来的水也有咸味。
第一次是刮台风，1983年9月9日，50年一遇的12级强台风把我们所有的工棚都掀翻了，被褥行李箱被吹得无影无踪，连炊事班的大铁锅也被吹走。那两三天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
第二次是火灾。1983年11月的一天，工棚的电线短起火，把竹子林整片烧了，我们的6座工棚也没幸免，大家的家当都没了。好在当时大家都去工作了，没有人员伤亡，就是东西没法抢救了。
因为我来深圳之前收集、阅读了很多关于特区、建设、的文章，有了一些心理准备，所以当时认为深圳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而且深圳和一河之隔，发展这么好，深圳也应该会发展得很好。加上我是做新闻报道的，在办公室写东西，不像在施工队里那么辛苦，所以很坚定。
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深圳面貌一天一个样。已经离开的战友，几年后看到深圳的发展时都后悔了，但是已经回不来了。
1983年9月15日，国务院和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我们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脱下军装，就地转业深圳。我们同一批转业的战友有任正非、梁光伟、谢秉臻、万武杰等，如今他们都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时为了给转业了的工程兵单身汉们解决个人问题，我们就常与其他公司搞一些周末舞会。1983年前后交谊舞很流行，工会和团委都有老师教跳舞。舞会上我也认识了很多女孩子，但是没有发展下去。那时候很多老乡因观念比较保守，都回家乡找媳妇，再把家属户口调过来。我就不是，我和太太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她是客家人，所以我现在会听白话，了解广东的习俗，融入了广东的文化里，所以我算得上是半个客家人。
因为没上过大学，在脱下军装的第二个月我就开始复习准备高考了。当时我考取的是深圳市委党校第一届中青年干部大专班，全脱产学习两年，以后是边工作边学习。而后，我又先后取得了经济学研究生文凭，取得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
1986年毕业后，我想去《深圳青年报》，可没多久《深圳青年报》停刊了，我就在东部集团做了两年的房地产。因为心里还是喜欢从事新闻工作，1988年团市委提出创办《深圳青年》，我就要求来办了。当时，王京生（现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从团中央调来深圳，我和另外两个人就与他一起开始了艰苦创刊。
那时候，团市委借了两万元钱给我们起家，没有编制，也没有足够人手，一切都靠我们四个人，有段时间连工资都发不出。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创业生涯最的时候，甚至一度想放弃回到原单位，不过最后还是挺过来了。而且我们很快把《深圳青年》从创刊时每月5000册发行到每月50万册，成为中国百强期刊，还建造了一栋深圳青年大厦。
1993年，当时的《深圳青年》还策划了影响全国的首届优秀文稿竞价，吸引了世界各地知名前来采访。
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要提高中国文人的价值。那时候的稿费很低，所以我们一提出来就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张抗抗、刘心武等著名作家都给我们寄作品，我们收到500多部。
但当时的市场观念还没深入，有人觉得文稿怎么能拿来拍卖变成钱呢？所以公布之后，上级不赞成这么做。我们原计划在深圳会堂竞价，最后放到深圳图书馆多功能厅，规模小多了，还不让进来。
在这次文稿竞价会上，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的标题拍卖了17万元，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拍卖了100万元，谢振良的《深圳传奇》拍到88万，总成交价超过500万元，引起巨大轰动，成为1993年中国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但是拍卖完之后，我们还是被要求做检讨。好在很快顺利度过了这个危机。今天想起来这件事，还是很自豪的。
2009年国务院核批深圳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提出“文化对接资本、九把刀照片交易创造价值”；2010年初，国家9大部委又签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产业地位和法律地位，文稿作为一种正常的交易商品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20多年前的《深圳青年》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这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勇气和的。
深圳是一座创新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的城市，一切从零开始。也正是因为深圳是一张白纸，所以深圳的创业者能在画出最新、最美、最绚丽、最具有时代感的图画。
这座城市很包容，给了大家奋斗的平台、全新的。各地的精英汇聚到深圳，他们愿意为这座城市付出。
我们每个人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我认为，并不是人人都要像华为的任正非一样，做成世界级的企业才是做贡献。每个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都可以为深圳做出贡献。比如我做《深圳青年》，在王京生总编辑带领下，办成了全国青年报刊的旗帜；做房地产，我把我的产品做成绿色建筑。
桐林花园就是我做的第一个绿色建筑项目，这个项目与盐田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相邻。按照原来的项目规划，需要把部分山体挖平，把周边长了30多年的树砍掉，很可惜。我就向董事会依山而建做成绿色建筑，保留植被，保留山地的高差。
实践证明这个项目做得很成功，所有的地下室自然采光通风，保留的山体与自然景观相结合，造就了自然与人文相和谐，因此被市建设局授予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到深圳发展必须要有拼搏、奋斗、创新、艰苦的，没有这些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觉得来深圳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一个的平台，一种宽容的，一个先进的拓展，还学习了以及的发展经验。
所以拓荒、奋斗、拼搏是这个城市的DNA。正是因为有这样的DNA，深圳才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每一个来深圳的人，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它的致敬。
今年清明节，我回到云南大理，看到我儿时的小伙伴们显得很苍老，当即心头涌现许多感慨：历史给我们留下太多机遇，如果当初不去参军，不留在深圳，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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