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禄成指认杀人现场。这个镇上最廉价破败的酒吧，是他消解内心疲惫与愤怒的地方。
文范承刚
王禄成和符书明都自称“爱国者”，而他们的“爱国”却在过分沉湎的历史与狭窄的现实面前变得僵化和扭曲。
2012年10月12日，在野草藤蔓中逃亡了15天后，王禄成决定自首：“我把自己交给国家了。”15天前，这个36岁的男子握着敲碎的啤酒瓶，仅仅因为争论“中日开战哪方会赢”捅死了自己的朋友——25岁农民符书明。
“爱国”论战
2012年9月27日晚，王禄成和朋友吉学文骑着摩托车，来到海南万宁市兴隆镇的“来一杯”酒吧。刚坐下，他就听见旁边一个男人在谈论钓鱼岛问题。“日本武器先进，生活水平高，咱中国打不赢的。”王禄成认出这是邻村村民、朋友符书明。
即使是在这个偏远的小镇，家国话题也时常是青年们桌上的热点。作为一个自认为热烈的爱国者，王禄成觉得难以忍受这样“丧气”的言论。他走了过去，大吼道：“国家养大你的，你都不知道?”
符书明不服，他曾报名参军，落选后仍不时慨叹报国无门。脾气暴躁的他远近有些名气，很少人敢顶撞他，尤其在他极为在意的“爱国”问题上。
事实上，王禄成认为他自始至终没有否认过对方的品格。他和符有过交往，符也爱国，只是自认比一般人更冷静。“但我觉得他是悲观，”王禄成说，“我坚持中国必胜。”
但在那个灯光炫目的夜晚，混合着酒精的愤怒控制了两具兴奋的躯体。在喧哗声中，两人的争辩不断升级，王禄成称，是符书明先拿起啤酒瓶砸在他头上。
鲜血从王禄成头上流下来。暴怒中，王禄成捡起一个啤酒瓶，敲碎底部，将剩下的半截啤酒瓶，猛力捅入了对方腹部。
次日凌晨，符书明在万宁市人民医院不治身亡。王禄成则不见踪影。
一个村庄的仇恨史
王禄成逃到了一座酒店的后山上。恐惧随着冷静而至，他枯坐在石头上，望见村子依稀闪烁的灯火，反复诘问：“这到底值不值?”
一直以来，王禄成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愤怒的村庄里。
王禄成出生在距离兴隆镇5公里的大洲村。1939年，入侵的日军曾在此派驻了一个小队，大洲村自此与战争、伤害和仇恨结缘。
王禄成记得自懂事起，爷爷王政华就会反复讲述日军犯下的恶行。他露出手上鱼鳞般的伤疤，说这是在被日本人强迫做苦力、修建田独铁路时受的伤;偶尔也会指着脸上的麻子，说起当年如何在昌江石碌铁矿染上天花，又如何死里逃生。
村里有一个祖辈念叨之地——“杀人坡”。1970年代，人们从这里挖出了几具遗骸，当时还是孩子的村委书记王廷宇看见一具缠绕着铁丝的白骨。父亲对颤抖着的他说：“记得，你要记得。”
大洲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战争受害样本。村中幸存老人声泪俱下控诉日军暴行的场景成了王禄成一代的成长记忆。
但到1970年代后，随着中日关系转暖，“世代友好”逐渐成为共识和宣传基调。大洲村受到了冷落，一些老人甚至流下了眼泪。“他们无法理解，血债未还，怎么去‘友好’呢?”王廷宇说。
大洲村就这样一边在仇恨中沉湎，一边延续着它的闭塞和贫穷。甚至连日常的村庄词汇，也带有历史色彩，村里人这样骂消极怠工之徒：“你这是在给日本人做工?”
这样的境况到1990年代才被打破。村里通电了，终于沐浴于现代文明之光。有了电视机后，“抗日剧”又成为必备节目。方寸荧屏里，人们续写着先辈未竟的心愿。
历史的烙痕穿越时光，酝酿成一个村庄隐形的准则。以致符书明遇害后，他的母亲黄春连首先要解决的是儿子的名节问题。“他不是支持日本，他记得历史，他是爱国的。”这位53岁的村妇念叨。
这样的想法同样出现在王禄成身上。2012年10月12日早晨，大哥王禄云见到了投案自首的弟弟，面容疲惫，双手戴着手铐，身上穿着一套偷来的割胶服。
许久，王禄成蹦出一句话：“哥，我是爱国的，我不是坏人。”
在看守所里的王禄成。图片来自网络。
夹缝里的生活
儿子出事后，王禄成的父亲王福明很伤心。但相比旁人，这位63岁的老农更实际地认为，儿子的冲动之举，早就埋藏在他狭窄的人生之中。
在王福明看来，自他懂事起，村里人就只能在“巴掌大的土地”扑腾。“出门撒泡尿都过了自家地头。”王福明说。
大洲村共有三百来人，人均只能分到9分田。1989年，刚读小学三年级的王禄成辍学回家，到县城工地打零工，一个月挣100块钱，最多时每天要砌三千多块砖。
1999年，砌了10年砖的他开始偷窃。王禄成喜欢偷音响和电视，一是因为容易偷，一是“因为它们有声音，也有颜色，比我好”。当年，王禄成被捕入狱，服刑一年;2000年，他再次被捕，判刑10年。
监狱里，王禄成却意外收获了“另一种平静”。繁重而规模化的劳动，让他“感到安定”;每天收看新闻以及阅读法制报刊，则让他“从心底产生了对国家和法律的敬畏”。2006年，因为“表现好”，王禄成被提前释放。他30岁了，想要重新生活。
王禄成努力干活，并试图重新融入人群。村里有红白喜事，或是盖房子，他总去帮忙，不要工钱，给一包烟就行。
打工20年后，王禄成终于拿到每月一千多的工资。不过，已是而立之年的他仍居住在父亲1981年建起的老房中。属于他的十平米小屋里，只有一张竹席铺着的床、一张用于堆放衣物的破旧红椅。
封闭、落后的家园让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选择逃离，像王禄成一样的“穷光棍”，村里就有三十多个。王禄成唯一一次最接近幸福的是喜欢上镇里酒吧的一个姑娘，因为她“爱笑，脾气好”。最后姑娘却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坐过牢，人也穷”。
王禄成唯一的消遣是看电视。他特别爱看军事节目，这源于在监狱养成的习惯。
昔日的兴隆，如今已是中国旅游名镇，王禄成却发觉自己与大洲村一样，仍旧被遗留在了固化而孤独的过往。
王禄成与当下生活的联系，只是在洗尽一天粉尘后，到酒吧喝7块钱一瓶的海南啤酒，这让他内心淤积的疲惫得以随酒精挥发。他最常光顾的“来一杯”酒吧，是小镇里最廉价的酒吧之一：露天，坐不满50人。他在这里结识了死者符书明。
而符书明，其实与王禄成共享着相似的命运：10年前，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他选择了辍学。
多年来，符书明同样在困顿中寻出路——2011年，他种下的7000亩槟榔树染病，尽皆死掉。
王禄成简陋的住处。图片来自网络。
“爱国也要有文化”
事发前，王禄成原以为将要这样消磨余生，然而今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却让他重新发现潜藏的热血。
王禄成回忆，他每天打完工，回到狭窄的小屋里，打开哥哥送他的20英寸康佳电视，仿佛就与世界有了一些联系，“人再穷，也要关心国家”。
六点的海南直播，七点的新闻联播，十点的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几个月来所有的节目都与钓鱼岛有关，王禄成的心情也随着这个千里之外的小岛而浮沉——事实上，他连钓鱼岛在哪里也不清楚。
2012年夏，王禄成看到香港的保钓船被两艘日本船夹击，他会在屋里大声骂：“太欺负人了!”9月，见到激愤的人群在中国各个城市游行，王禄成则心潮澎湃：“万宁怎么没有爱国青年上街?”他甚至为砸车的行为叫好。
偶尔，他也对父亲说，羡慕那些能上街游行、登船保钓的“城里人”。
王福明注意到，以往沉默而木讷的儿子，一旦看着电视，“就像换了个人”，时不时会高声大喊，或是低声咒骂：“打仗我也去!”
同样，这场热潮也让符书明深受感染，他再一次对母亲提起了未圆的当兵梦想，黄春连则笑着用儿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理由劝阻了他：“爱国还是要有文化。”
最终，这两位年轻人在同一个晚上走进“来一杯”酒吧。几个月来所累积的热情与愤怒，让分歧变成了争吵，进而愤怒地砸碎了酒瓶，并刺进一方的身体。
2012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万宁市看守所见到王禄成，他开始怀念这个好友，他重重地敲着额头，忏悔着：“为什么要争、要吵、要打，最后弄成你死我活……”
杀人之后，王禄成也曾想过逃出省外，隐姓埋名。但他还是决定放弃：“我始终是国家的人。”
有一天，一个狱警知道了他的事，奇怪地问他：“对钓鱼岛，你那么紧张干嘛?”
这一次，王禄成不再争辩，就这样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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