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述对象，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在苏维埃的叙事与阐释、苏区制度与治理体系、局部执政视野下的经验与、反“围剿”战争与红军长征、苏区时期人物等五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呈现出制度史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深耕”与“细描”拓展苏区史的深度和厚度，会通史的成绩不菲等特点。
作者简介：庞振宇，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华，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度出版的苏区史研究专著，有唐莲英、叶福林、丁仁祥著《东固根据地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建南著《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马振东著《中央苏区红色体育》（新华出版社），庞振宇著《闽浙赣苏区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毛智勇著《闽浙赣苏区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等。蒋伯英著《闽西根据地史（第二版）》（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在1988年版本基础上的。2019年度发表的苏区史研究论文，从选题旨趣的角度大略分为五个专题。专题之间是融通、互补的，因此对每篇论文的归类是相对而言。
大失败后，中国领导的苏维埃兴起。张永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出在剧烈转型中存在组织混乱。十一月会议采取工农干部替代知识，强化支部建设，用严肃纪律等措施强化组织，混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在这个过程中，中生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从知识主导的群众政党转型为武装党。一些城市知识和工人，同时大批农民在武装中。、等知识成功转型为坚强的家。【张永：《一九二七年在武装中的组织转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
白区党组织推行机关家庭化，将调配组合成家庭形式掩护机关运作，其中“夫妻”是广泛运用的一种工作组合方式。李里认为，在“夫妻”的调配中，依据是否为夫妻形成了两种主要组合方式。在推行“夫妻”过程中存在着实践与之间的紧张感。工作机关与家庭这两个公私领域交汇在一起，导致这种紧张感更为集中地投射在个体身上。住机关的私人行为，受到党组织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共同形塑。这为日后中员的党性整训提供了经验，也增加了家庭的组织色彩。【李里：《“夫妻”：白区机关家庭化中的角色探析（1927—1934）》，《中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极端化是指党组织内部对上级的一种不服从行为。闾小波通过对八七会议后顺直省委三次改组的考察，认为当时存在的极端化现象反映出组织系统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其组织形态已由脆弱型病变为紧张的纷争型组织。党组织曲变的主要原因：一是的急剧恶化冲击着党的制与组织体系；二是脆弱的制缺少可靠的制度保障；三是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局既不合也不合常理；四是进攻战略的削弱了中央及各级组织的权威。中国道的特殊性，使组织形态再造的径并非源于顶层的规划设计，而是先地方后中央、先局部后整体。【闾小波：《“极端化”现象与组织形态的曲变——基于对八七会议后顺直省委三次改组的考察》，《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
在各地领导的苏维埃，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复杂面相。黎志辉以的《寻乌调查》对的观察和记叙为基本线索，考察了苏维埃在寻乌缘起的过程。首先，寻乌县读书人群体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这种代际分化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读书人群体中的投射性反映，成为缘起的社会动因之一。其次，从传统士绅家庭和普通地主家庭中，寻乌县诞生了最早一批倾向或思想激进的知识。思想、旅外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基于新兴的文化认同为其的引力，又潜在地含有与本县阶层或不同的读书人群体展开的心理动机，由此在寻乌引发了分化的社会过程。最后，随着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返乡的寻乌籍中员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旅外求学过程中形成或移植的组织，以及以兄弟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国共事件和寻乌当地的分化过程，放大为一场向底层社会广泛渗透的社会运动。【黎志辉：《“寻乌调查”与的微观阐释——以对寻乌调查的史料补充为基础》，《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6期。】苏维埃向乡村下移，不仅仅表现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王才友考察了在浙南中，国、共、绅三方力量的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旧乡绅培养起来的青年学生成为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发轫和竞争及其与旧乡绅产生代际冲突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后，展开对乡村教育资源的争夺和实践。基层党部仍进行着激烈的社会，包括。旧乡绅既反对，同时也对抗南京国民的基层渗透。武装失败后，进一步工农化和激进化，代际冲突随之加剧，“隘门岭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而在浙江平阳等地，旧乡绅凭借代际关系同时参与到“党治”与之中。【王才友：《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视域下的浙南（1921—1934）》，《中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在琼崖早期，囿于海南岛特殊的人文与地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情况、依赖性及其对于土地获得径的设计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从而导致琼崖特委早期的土地工作难以有效开展。杨娜、叶新璐通过对琼崖地区早期土地历史的梳理，比较了中国早期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与琼崖农民土地观念的异同，并阐述了琼崖特委早期土地工作的困境及其应对。【杨娜、叶新璐：《农民土地观念与琼崖早期》，《中史研究》2019年第2期。】东北地区“与的苏联、外蒙接近”，因此中央对东北地区的苏维埃寄予厚望。九一八事变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虽然迅速号召武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继续进行土地并建立苏维埃。刘会军、白考察了东北党组织从“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的转型，最终确立起“以统一战线整合东北抗日力量，以武装抗日领导反日民族”的政策主轴。【刘会军、白：《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转型的径》，《中史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是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经历了从开展兵运工作，到收编绿林武装、合并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再到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三嘉塬改编的创建过程。刘继华、张淑芳认为，陕甘游击队的诞生，标志着在西北工农武装割据道。【刘继华、张淑芳：《陕甘游击队建军历程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在中国苏维埃的建立、发展乃至转型的过程中，国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耿显家认为，这些作用是中国发展的外部因素，只起到促进和导向作用。从根本上说，中国苏维埃的兴起、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与中国人民自觉追求和长期奋斗的结果。【耿显家：《中国苏维埃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孙健伟认为，在国际经费不能有效供给上海中央之时，由各苏区自下而上提供经费支援，成为上海中央的战略选择。“运金上海”，是中央“到苏区提款”的内容之一。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通过“打土豪筹款子”收集到的大量黄金，经由秘密交通线而运抵上海。苏区支援的大量黄金为中央继续立足上海指挥全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孙健伟：《“到苏区提款”：苏区为上海中央输送黄金之考察——以赣东北、中央苏区为中心》，《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
属虎的属相婚配表
在土地实际斗争中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分田经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闽西、赣南等地形成的土地分配原则。刘祥从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分政策的确立，“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方法的使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的形成等几个方面，考证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刘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考述》，《中史研究》2019年第3期。】“左”倾领导者在苏区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的土地政策。从1932年3月起，中央苏区开始酝酿发动查田运动。客观上，查田运动是阶级在苏区“落地”的一个重要环节。尹占文、张倩认为，查田运动中“阶级”落地的内嵌逻辑，有三个环环相扣的关键步骤，即阶级意识在下行中嵌入、阶级观念在互动中强化、阶级身份在纠偏中确立。【尹占文、张倩：《“阶级”何以在苏区农村落地?——以1933年的三篇经典文献为考察依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1933年2月起，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罗明线月起，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旗帜鲜明地抵制福建临时省委在闽东苏区开展反“罗明线”斗争，从而了闽东苏区后续的发展壮大。【李顺禹：《闽东苏区对所谓反“罗明线”的争论和抵制》，《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
粮食安全问题是决定着苏区成败的重要因素。黄志高认为，鄂豫皖苏区从建立之初就为粮食问题所困扰，立三线加剧了粮食危机。鄂豫皖中央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缓解了粮食危机。但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鄂豫皖中央盲目执行武汉计划，红四方面军作战失利撤离苏区，粮食问题再次趋于紧张。国际、中央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要求执行进攻线。由于粮食短缺，红二十五军七里坪未果，其军事行动逐渐为粮食所支配，最终也撤离鄂豫皖苏区。【黄志高：《地缘·粮食·：鄂豫皖苏区的际遇与困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刘魁考察了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后红军游击队的举措。起初，红军游击队全面打击保甲长、地主与豪绅，由此引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游击队主动调整政策，与乡村保甲长等建立统一战线，大大缓解了压力。随后，红军游击队错误判断形势，发动系列武装，意图恢复和扩大苏区，引起的多次“清剿”，红军游击队的再度恶化。面对血的教训，政策又回归到统一战线，为红军游击队力量的保存和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刘魁：《反制、与：苏区时期对保甲秩序的突破》，《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
1935年10月，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贺永泰考察了中华苏维埃在陕北的三个重大转变：一是成立苏维埃中央西北办事处，实际承担了中华苏维埃中央的职责；二是成立陕甘宁边区，由工农苏维埃改变为抗日，实现更名改制；三是停止富农和地主的土地，土地政策由土地转变为土地。这些转变表明中国由土地转变为民族，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也表明中国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先进的政党，也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先进的政党。【贺永泰：《承前启后的转变与过渡——中华苏维埃在陕北（1935年10月—1937年9月）》，《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苏区时期中国开始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很多制度、技艺被引入中国，甚至被创造出来，并且把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凸显了中国强烈的制度意识和制度创新力。诸多制度在以后的和新中国建设实践中被继承和发展。
古田会议是中国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李捷认为，这次会议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所面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宣传制度、思想工作制度等都做了系统的，对党的制度建设起到了奠定的关键性作用。【李捷：《古田会议与党的制度建设》，《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周萌认为，苏区时期的探索实践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开创性尝试，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周萌：《中华苏维埃时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探索实践》，《求是》2019年第5期。】苏区时期，建立以纪检监察机构和苏维埃监督机构为主体、以群众性监察组织为补充的纪检监察体制并逐步完善。颜杰峰、唐锡康认为，党政群“三位一体”的纪检监察体制，不仅有效促进中心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党和苏维埃机关人员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的形成，而且还极大增进了党和苏维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由于受到国际及“左”倾错误思想等方面的影响，也存在诸如导向一度出现偏差、发扬不够、教育手段缺乏等历史局限性。【颜杰峰、唐锡康：《中央苏区时期纪检监察体制历史作用评析》，《中州学刊》2019年第4期。】
实现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是关键。王劲嵛认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军队工作空有其表而缺乏良好运作。前者以政出多头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后者导致未能塑造出忠诚的军人，这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内因。率领起义军余部进行的赣南三整及其成功，证明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和良好运转的军队工作是党指挥枪的核心制度。【王劲嵛：《南昌起义与中队制度演进研究》，《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齐晓杉考证了人民军队机关制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创立时间及形成过程。他认为，机关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组织制度之一，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机关制度建设的一条红线，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始终是机关制度建设的一贯目标，确保人民军队实现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始终是机关制度建设的一向追求。【齐晓杉：《人民军队机关制的创立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菲薄，战斗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靠的是实行军队内的主义。所谓“军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分配上，官兵待遇平等；二是关系上，“士兵有开会说话的”，实行士兵委员会制度。任伟认为，这种绝对平等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随着队伍被重新结构化、等级化，资源的差异化配置无可避免。虽然相较于军队，中队的分化并不算严重，但是从制度与历史趋势上看，平均主义破灭实属必然。压缩、集中是红军迈向正规化的必然趋势。从到集中和强化军事有两个重要表征，即委员制度的贯彻和局的发展与膨胀。在这个过程中，肃反激烈化严重窒息了空间，导致不可的灾难。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全军范围内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出军队内部实行、军事和经济，从而把军队的传统系统化、理论化。【任伟：《中队平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朱钦胜、罗海萍考察了红军军事后勤保障体制的初步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依靠自筹给养的方式，红军在资源过度消耗中遇到困境。苏区中央局适时作出供给制度的转变，并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红军给养。这是党对军队建设的一次新探索。【朱钦胜、罗海萍：《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屈丽娜考察了红军时期的保密工作，认为保密工作经历了由司令部发布军事命令到苏维埃制定国家法律的发展过程。【屈丽娜：《红军时期的保密工作初探》，《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苏区土地法创立伊始土地租佃现象，以防传统地租剥削死灰复燃。但是，由于公地、红军公田、老幼病疾家庭土地难以耕作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苏区立法者不得不由理想回归到现实。陈和平认为，苏区土地租佃制度有一个从绝对到相对的演变过程，租佃制度在苏区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扬弃。【陈和平：《苏区土地租佃制度演进：从绝对到相对》，《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财政是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及战争给养与供给的，是中华苏维埃国的命脉。在苏区创建之初，财政会计制度不健全，如收钱的机关、管钱的机关、用钱的机关混在一起，各项收入与经费没有分开，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不统一，财政审批和交代手续不完善，财政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财政部开展会计工作，统一会计制度，了暂行国库条例、会计规则、会计科目表、预决算规则、交代规则，并各种簿记单据等。孙悦认为，苏区统一会计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苏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为粉碎的军事“围剿”、经济以及巩固苏维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孙悦：《中央苏区统一会计制度的“实践”及历史影响》，《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苏区文艺生动地反映了领导下的苏区、经济的特点和人民群众的面貌。周建华认为，中央苏区文艺制度是一种高、宣传化的意识形态规范，受俄苏文学影响甚深。但从深层心理角度看，受报酬递增以及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中央苏区文艺制度变革了传统文学制度形态，又承续了传统文学制度的一体化、极权性等特质。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生成的最关键因素，是建国了文艺制度的基本属性与角色定位。【周建华：《制度变迁、径依赖与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的生成》，《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
中国苏区局部执政的研究，涉及党的建设、建设、军队建设、群团建设、文化教育、社会变革、肃反和肃反扩大化等专题。
党的建设专题研究。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张宏卿、肖文燕认为，中央苏区党的理论建设，在、方式、载体、径等层面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从报刊、书籍、文章到、会议报告，再到学校、学会与一般的传统习俗，无不体现出党的理论建设的载体、基层与有效径。其中，报刊、书籍与文章是理论建设的主阵地，与会议报告是理论宣传的绝佳平台，学校、学会与习俗是理论建设的“蓄水池”。中央苏区党的理论建设的实践，为新时代领导干部学理论、强，筑牢之基，补足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提供参考与借鉴。【张宏卿、肖文燕：《载体与径：中央苏区党的理论建设》，《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建设专题研究。易凤林认为，在方志敏等人的领导下，赣东北苏区逐步形成一套颇有成效的乡村基层建设方法，主要包括选举、改选、反官僚腐化、肃反、群众参与等。虽然这些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大清洗、肃反过重地挫伤了基层的稳定结构，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方法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对乡村基层问题的深层思考。【易凤林：《苏区时期乡村基层建设方法探析——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杨文考察了族和基层建设之间关系。用苏维埃模式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族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从结果来看，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苏维埃基层之中，影响了族的最终效果。【杨文：《血缘制约下中央苏区的族》，《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何志明认为，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就面临严重的干部荒，苏维埃采取从旧人员和乡村边缘人群中吸收干部的权宜之计。由于在分配土地与财产等方面关涉自身利益，这些乡村干部往往表现为消极抵制或者，进而引发清洗与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的贫农积极。但随着苏区危机的加剧，往往又会出现新一轮干部清洗。这种频繁的非常态的干部选拔和淘汰机制，极易造成基层干部资源的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社会动员效能。【何志明：《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探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军队建设专题研究。耿殿龙认为，在红四战井冈山、赣南、闽西过程中，其口号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公开口号，一种为内部口号。前者比重大，接受面主要为、红军和白军；后者比重小，主要在高层和红军指战员、士兵中。公开口号的着力点，在于对可争取身体之“痛”的，借此找准“痛”的来源，以高亢且充满“痛”感的语言激发的情绪，认同纪律，规训与塑造所需要的身体。内部口号伴随着战争中的人身体对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信息接收和认知，体现着中国人、军人身体对的或，在内部分歧的同时也着内部共识。【耿殿龙：《身体、口号与规训——身体史视野下的红四军口号问题研究（1928—1930）》，《学术探索》2019年第8期。】钟日兴、张炯璘认为，近代以来地方军事化的趋势在苏维埃中得以延续，并在特殊的内外下被赋予新的形态特征。从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地方武装来看，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中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地方军事化体系。【钟日兴，张炯璘：《地方军事化视野下中央苏区地方武装的兴起》，《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刘、赵小军认为，为满足反“围剿”战争对兵员补充的需求，党和苏维埃开展以扩红运动为主要方式的兵役动员，广泛建立和使用各种群众组织和半军事化组织，运用灵活的动员技巧，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刘、赵小军：《土地战争时期的兵役动员——以“扩红”运动为背景的考察》，《军事历史》2019年第4期。】
建设专题研究。中华苏维埃国体现了中国人创党建国初心，承载着追求民族复兴的。沈桥林认为，新中国承继了中华苏维埃国的，延续其初心。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根本、体例结构、国家性质、组织形式，乃至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都是一脉相承的。【沈桥林：《新中国对中华苏维埃国的传承和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苏区时期，中国颁行大量刑事法规。其中，惩治条例是刑事立法的主要方面。姜翰将目光聚焦于刑事审判的实践，发现大量围绕“”的表述，频现于各类法规、训令、判决、案例当中。属性、政策导向及治理模式，助推进入甚至突破司法审判的制度框架，使得司法为民为人民司法。苏区刑事审判经历了从与司法相对分离到主导司法的演变，其背后是与需要的内在驱动，加大了刑事审判的风险。如何处理好、与法律的关系，维制良性运转，树立司法权威，苏区时期刑事审判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反思。【姜翰：《与司法：苏维埃时期的刑事审判（1931—1934）》，《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
科技事业专题研究。在方志敏等人对科技的高度重视下，闽浙赣苏区开创了医疗、军工、无线电通讯和工农业生产等科技事业，创建了红军医院、兵工厂和无线电大队，并建立了医学校、通讯学校和科技短期训练班等，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万立明认为，闽浙赣苏区的科技事业取得了许多重要，如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卫生学校，较早制造出一批小钢炮、迫击炮弹、花机关枪和步枪，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等。虽然这些科技事业并非超前性的，但适应了当时战争以及苏区实际。【万立明：《闽浙赣苏区科技事业的开创探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紧张的战争使红军迫切需要一种高效快捷的通讯手段，无线电作为当时的新兴技术，具有快捷、安全、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受到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青睐。钟燕林考察了红军对无线电人才的培养。红军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网罗和广泛地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不断壮大无线电技术人才队伍，为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为以后根据地和新中国无线电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钟燕林：《浅谈中国工农红军对无线电人才的培养》，《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
群团建设专题研究。中国通过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代表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群团，调动参加苏维埃的积极性，凝聚了，巩固了执政基础。周斌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后，逐步建立了区反帝大同盟、苏区及红军反帝拥苏同盟的组织体系。反帝大同盟推动了反帝反日运动，扩大了对群众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国际和“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而留下了深刻教训。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反帝大同盟从反帝统一战线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渐摆脱“左”倾思想的，为全民族抗战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周斌：《土地时期领导的反帝大同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文化教育专题研究。黄艳林、石雪梅认为，中央苏区报刊的兴盛，源于大失败后对报刊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华苏维埃国临时中央成立后对报刊出版工作的成功领导。中央苏区报刊始终以服务党政中心工作为办刊旨，群众本位的办刊，追求朴素而真实的文风，重视发挥监督的作用。【黄艳林、石雪梅：《中央苏区报刊的特点与出版背景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梁德学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及其对列宁党报学说的理解与执行为线索，初步梳理和分析了列宁主义对苏区党报理论与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梁德学：《列宁主义与苏区党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对列宁报刊思想的理解与执行》，《现代（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红色中华》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了大量反映苏区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杂文、漫画、散文、戏剧、诗歌和评论。李洪华、孙新认为，这些文艺创作和理论卓有成效地构建了苏区文艺的阵地，引领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为苏区斗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李洪华、孙新：《苏区文艺的阵地建构与方向引领——论红色中华的文艺创作与理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耿殿龙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来分析中央苏区新诗文本，认为界理论和“没有祖国”“苏联”等观念涂抹的苏区空间里，新诗作者持有坚定的国际立场。在国共两党的对抗性空间里，中央苏区新诗的核心主旨是“反帝国主义、”，并且加深了对“祖国”“红旗”“鲜血”等意象及和截然不同的所指之认识。中央苏区新诗营造的与意象，也再生并加强了空间的色彩。【耿殿龙：《中央苏区新诗与意象性空间的构造（1931—1933）》，《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
魏建克、王爱平认为，红色戏剧创作及民间普及，经历了传统、走出传统、形成具有独特特质和民族品格的乡村新戏的过程。红色戏剧的创作与上演，了军民纯粹娱乐化的消遣倾向，动员了大家的参战热情；在与旧戏的博弈和苏区的互动中，最终生成了一批剧情易懂又寓意鲜明，既结合乡村生活又深入的优秀戏剧作品。【魏建克、王爱平：《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发生历程与社会价值》，《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曾琪认为，红色的策略，在于主体威信的建立，内容的制作契合目标受众的认知及需求，同时以高密度投放的介质进行建构。红色构建出强大的，产生巨大的宣传效果。【曾琪：《论中央苏区红色的策略》，《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红色漫画是苏区军民在战争实践中的一种创举。刘菊芳认为，漫画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鲜明的阶级性与性、强烈的实践性与战斗性、显著的大众性与地域性。【刘菊芳：《中央苏区红色漫画基本特征论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赵远兴认为，陕甘边红色歌谣的内容有着强烈的人民性，体现了人民群众拥军爱党、英雄的情感，传递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表达了人民群众支前参军、一心向党的决心，了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赵远兴：《陕甘边区红色歌谣的人民性》，《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社会变革专题研究。广大劳动妇女的翻身解放，是苏区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何先成认为，在川陕苏区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的实践探索等五维径，对广大妇女进行动员，使她们在扩红、生产、支前、战勤和组织妇女武装方面发挥了作用。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行进，成了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进行动员的重要特征。总体而言，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动员的径选择，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川陕苏区妇女也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运动的良性互动。【何先成：《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动员径及效应》，《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
肃反和肃反扩大化专题研究。在陕北肃反中，刘志丹等主要领导人，200多位干部群众遭，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先后五次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最终才基本平息了原则性争议。但是，“陕北肃反”性较强，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魏德平认为，“陕北肃反”研究有若干重点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是“陕北肃反”研究需要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使其研究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二是“陕北肃反”问题相关史实，特别是有争议的观点和史实，需要进一步辨析和考证；三是“陕北肃反”研究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局限和，得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科研。【魏德平：《“陕北肃反”问题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4期。】
1930年11月，五届四中全会宣言中说：“之祸不除”，“社会秩序将成迅速崩溃，而贻举国莫可之大患”。因此，在此后几年中，蒋介石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间，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进犯赣南的粤敌在南雄水口进行一场恶战。张晓辉认为，在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倾其全力打击粤军陈济棠部，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苏区时期所罕见。由于粤军部署谨慎，负隅顽抗，而红军情报不准，优势兵力未能集中，没有达到歼敌预期目的，留下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该役连同红军在赣南的其他战役，沉重打击了来犯的敌军，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成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张晓辉：《中央红军南雄水口战役若干史实探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地雷战最早广泛使用于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之中。孙伟认为，在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地雷的制造和使用逐渐趋于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地雷战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在闽浙赣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地雷战都取得了明显成效。闽浙赣苏区地雷战的经验，受到了中央和的重视与赞扬，并向其他根据地推广。【孙伟：《闽浙赣苏区地雷战的开展与推广》，《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机首先在北线向黎川进攻，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1月20日，十九军将领在与中央苏区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公开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配九军作战以粉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机会。严立贤认为，配九军作战设想的流产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除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由、彭德怀提出的几种配九军作战的方案，实际上都是很难实施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最终结局。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离开中央苏区，寻找更广大的地域来实施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发明发现的科学的军事战略战术。【严立贤：《配九军作战设想的流产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近年来，蒋介石是否为了某种目的而“放水”红军突围，是学界颇具争议的热点话题。郭昌文认为，蒋介石“放水”红军长征说，实有三个版本，“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是其中之一。南京内部固然有优先解决西南问题的，但亦有不受干扰、全力“剿共”的呼吁。蒋介石流露颇为急切的谋粤之意，主要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行动上仍全力“剿共”。西南方面责蒋纵共，是反蒋之需，且自相矛盾。只要更为全面地运用相关资料，不偏信，不误信，并不能得出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的结论。【昌文：《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考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郭凌步机考证了莫雄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铁桶合围”绝密计划交给地下项与年送到瑞金而促使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的传言，认为不符合史实。另外，关于长征前夕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苏区，得悉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参加长征的传言，认为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亦不可取信。【凌步机：《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
遵义会议恢复了、的总司令、总职务，并采用总负责制。但是总负责制又与遵义会议对于集体领导的强调、与军委系统的委员制存在矛盾。叶斌认为，采用行使职权而不使用头衔的方式，以保持个人负责制与集体决策制之间的平衡，寓制于委员制之中，从而巧妙地落实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叶斌：《遵义会议恢复红军总司令总职位考》，《史林》2019年第5期。】红军长征中创建了数支游击队，如川南游击队、黔北游击队、红军遵湄绥游击队、赤水河游击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队、四川冕宁抗捐军、西康越西红军游击队、贵州抗日救、苗族团、羌族游击队、鄂陕边区6游击师等。裴恒涛认为，红军长征中的游击队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苏区、安置伤员、保留火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长征游击队个别下来，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个别游击队立场，以及政策理论水平与斗争经验不足等。【裴恒涛：《红军长征中的游击队相关问题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师，标志着和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巩固和发展了各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建农认为，东征也是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东征山西的决策，以打通抗日线为至高目标，在行动过程中自主地确定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有力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东征的直接作用下，与晋绥阎锡山建立了有固定活动区域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密切合作关系，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军3个师在山西迅速壮大以及能够以山西为战略支点深入华北敌后开辟多个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蒋建农：《红军东征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军事历史》2019年第1期。】
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了第一则长征报道。在随后的两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龙鸿祥认为，《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积极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有效地在海外宣传了红军长征的正面形象，打破了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广泛宣传了长征，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的内涵；为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龙鸿祥：《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播》，《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韩洪泉探讨了长征谱系，认为长征谱系中的子在时间上前后衔接，在内容上互为补充，构成了长征谱系的一个个具体坐标，是长征的自然延伸和具体展开。韩洪泉：《长征谱系述论》，《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石仲泉认为，长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讲，应大力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线，大力群众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及大力艰苦奋斗作风。【石仲泉：《长征，走好新时代长征》，《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
1928年1月，在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刘学民、刘克明认为，为湘南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1927年8月初，为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为后来的湘南起义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二是1928年3、4月间，在位于湘南的桂东县沙田圩领导建立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支援了湘南起义；三是当湘南起义军处于危难时刻，带领部队掩护和帮助了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刘学民、刘克明：《与湘南起义》，《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胡天娇分析了在“寻乌调查”中注重调查寻乌县城状况的原因，认为细致考察寻乌县城，不仅因为县城问题已日渐成为一个切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为了探寻中国道。的结论是，城市和农村一样处于危机之中，中国领导的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应该能得到城市大多数人包括商人的支持。对城市中的地主和商人应根据其占有的土地和是否而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并建立工农商统一战线，以土地带动县城市场的经济变革。【胡天娇：《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的同构——以寻乌调查为中心》，《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陈洪玲、蒋琴认为，苏区时期是农民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高度肯定农民在中国中的伟大作用，将实现农民物质利益作为发动农民参加的主要抓手，极力重视农民教育工作，为新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陈洪玲、蒋琴：《土地战争时期的农民思想及当代价值探析》，《思想研究》2019年第3期。】
廖雅珍、林妹珍、英认为，邓子恢通过明确山林所有权、分配对象、分配标准的手段，通过税收、发展合作社的经济手段，以及颁布山林的法规政策手段，来发展、闽西苏区的山林经济，其山林思想走在中央苏区前列。【廖雅珍、林妹珍、英：《闽西苏区时期邓子恢山林思想探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刘国云、吴晓东认为，方志敏以其短暂而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党的高度信赖和深刻认识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前提和基础。把党的根本旨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核心内涵。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执行党的决策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突出表现。磊落、心怀、勇于解剖自己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鲜明体现。【刘国云、吴晓东：《论方志敏对党的绝对忠诚》，《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
杨虎城所辖陕西警备第三旅张汉民部，是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的陕军主力之一。张汉民是地下，名义上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实则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但由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的身份颇为怀疑，决定消灭该旅。张汉民却过于自信与红二十五军之间的“约定”，未能保持必要，并对不断显露的险情疏于防范，最终该部被击溃，张汉民被俘后遭错杀。魏德平认为，“张汉民事件”一方面促使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产生了负面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陕北肃反”。另一方面，该事件了与杨虎城之间的关系，造成杨虎城及其部属对的防范和。【魏德平：《军事“误判”“”——“张汉民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研究》，《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在山西前线。关于刘志丹的具体情节，现有四种迥异说法。魏德平认为，“意外阵亡说”的史料权威，主要史实能互相印证，因此真实可信。刘志丹阵前的主要原因：一是刘志丹因“陕北肃反”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包袱，导致其欲在阵前自明心迹；二是所率部队实力较弱，促使他亲临前线指挥，性陡然增加；三是军事情报有误，刘志丹部对三交镇敌情和地形判断失误。【魏德平：《刘志丹之“谜”考辨》，《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国际和中央普遍把大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知识的性。不被信任的与怀疑，构成了中央苏区知识群体历史境遇的基本底色。梁君思认为，国际和中央凭借着对中国的主观预设，将知识群体在党和之外。然而，现实的客观依赖，使得知识群体不可或缺。两股力量交互影响、共同作用，造成了政策倾向上“团结与”的矛盾态度，使得知识群体“摇摆”于之舟。【梁君思：《中央苏区知识政策的历史考察》，《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孙启正、马贵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出身地、富的苏维埃干部，作为新式地方精英，对土地始终未能完全接受和全力推动，使“立三线”及其之前的反富农政策被化解或架空，阻碍了土地的深入推进。张国焘主政之后，借“左”倾土地线整肃地方精英，虽将土地推展至群众性的深度，但也了苏维埃在该地区的根基。这是鄂豫皖苏区红军不得不提前“长征”的重要原因。【孙启正、马贵杰：《“立三线”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傅柏翠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1927年9月，他加入中国。随后，他积极开展二五减租，组织农动。但是，他反对实行工农武装和土地，无主义的所谓“公家运动”，抵制与反对党的方针线，执行党的组织纪律和教育。1929年10月，傅柏翠自行脱离队伍。1931年1月，傅柏翠被。1931年4月底，他决意投奔，公开声明“易帜”，随后率部参加对闽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蒋伯英、邓淮生、张延忠认为，从1927年至1931年，傅柏翠在自己的人生道上留下了一段难掩的历史足迹。【蒋伯英、邓淮生、张延忠：《傅柏翠：一段难掩的历史足迹》，《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
制度的建构和实践是在历史进程中更为常态化的表现，对历史本身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探讨中国苏维埃制度的建构、流变及实践之影响，可以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制度史的重视是苏区史研究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2019年的苏区制度史研究，既有对自身制度建设的研究，又有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研究。例如，李捷的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宣传制度、思想工作制度研究，深入考察了自身制度的起源和流变；周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齐晓杉的机关制度研究、任伟的军队平均制度研究、朱钦胜、罗海萍的军事后勤保障体制研究、陈和平的土地租佃制度研究、孙悦的会计制度研究、周建华的文艺制度研究，深入考察了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制度没有机构作支撑是不能运行的，因此制度和机构要结合起来研究。例如，颜杰峰、唐锡康考察了党政群“三位一体”的纪检监察体制。学者们从制度更迭和机构设置的历程中对苏区制度及其绩效进行评价，反思并探讨了苏区制度的历史价值及经验教训。
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是重建过程。历史学的“深耕”和“细描”，就是借助有精细内容的历史文献的发现、整理和重组，使历史达到显微的效果。就苏区史研究而言，就是注重引入新的学术范式，充分挖掘和使用历史细处史料，以相当扎实的个案来解释苏区史的复杂历程。2019年，学者们深入挖掘文献和档案材料，深耕和细描苏维埃的历史变迁。例如，江明明的新富农问题探析【江明明：《苏区新富农问题探析——从邓子恢给的一封电报说起》，《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易凤林的乡村基层建设方法研究、李里的“夫妻”研究、刘祥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考，都能做到史实的精微、清晰；蒋伯英、邓淮生、张延忠的傅柏翠研究、黎志辉的的微观阐释、黄志高的鄂豫皖苏区的粮食问题研究，都能做到事理分析的细致入微。他们精致化地挖掘史实背后的社会机理，重视对运动、人物背后的社会的解剖，深化了苏区史研究。
自何友良、黄道炫等学者提出以会通史的学科视野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命题之后，学者们更加自觉地将史和苏区史有机地结合，把苏区史放在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的政略、道选择的大视野中系统研究。2019年，学者们深入考察敌对方的行动、判断、内在冲突以及如何影响苏维埃的进程。例如，张文涛考察了国共后对理论的清除及其影响【张文涛：《一九二七年国共后对理论的清除及其影响》，《中史研究》2019年第6期。】，郭昌文对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进行考辨，王才友考察了国、共、绅三方力量在浙南中的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会通史而深化苏区史研究，是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其结果对史乃至近代史的研究都有着很大的推进。
深化苏区史研究，需要从不同维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学科渗透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还要结合学、社会学、人类学、文献学、经济学、叙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提升苏区史研究的水平。在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中，学者们引入身体史、学、空间叙事学、组织形态等视角和方法，取得不俗的成绩。例如，耿殿龙在身体史视野下的红四军口号问题研究和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来阅读中央苏区新诗文本，龙鸿祥对《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播研究，闾小波对“极端化”现象与组织形态的曲变研究，就扩展了苏区史研究的空间，大大丰富了苏区史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