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在以往峥嵘岁月里，中国领导广大军民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和的军事斗争。我们在不忘昔日辉煌的同时，又应正视目前全球、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着国际刮来的阵阵萧瑟秋风，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我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将成为一项新的任务。面对打开国门30多年来看到的多彩外部世界，社会许多中青年人早已不再喜欢那种陈陈相因、语言枯燥的式书籍。为了国家在新世纪能保持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在史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宣传出版业推出思想性、史实性、可读性俱佳的作品，否则便不能抵制境内外敌对从历史到现实多方位心理宣传。这并非，而是关系到新一代人的灵魂塑造以及对未来事业的和信心。在军事历史方面，我们需要根据新一代人的需要提供新的研究，才能以与时俱进的把传统教育下去。
研究历史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无疑是我们在目前和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继续奉行的基本指南。不过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却有着不同态度，以当年所的那种“本本主义”的态度地搬用，其结果只能是误人误己。
回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军事学说的历史条件，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在列强下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虽然在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国情与西欧又有着迥然相异的差别。当年以王明为代表的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列的一些理论，把一些只言片语照搬过来，谬种流传，几乎把中国战争引入。在延安整风时，着重了这些主义者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同时要求“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战争的丰富斗争实践中，和他的战友们以集体智慧创造了一整套军事理论，党的七大的建军报告概括其主要特点是性和民族性，恰恰说明了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战争实际的结合。当年的中国人正是用这种活生生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并研究了自己的战争史，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并迎来了中国战争和解放后国家的军事斗争的一系列胜利。
可惜的是，从1950年代末期起直至前，由于我国国内的生活了“左”的极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释也出现了照本宣科的新主义，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也走入了之途，长时间研究军史战史的思想指导只知硬套“红宝书”或百年前的导师语录，导致社会上只枯燥至极、令人望而生厌的历史宣传品。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思想，盛行”的局面，军事历史研究也在随后出现了全新局面。不过近年来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出现了理论研究的滞后。一些人看到苏联的和中国社会思想多元化的新形势，出现了思想茫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过时”，如同当年在延安整风时所说的“言必称希腊”一样，“言必称西点”。近些年推出的许多军事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理论缺失，这又亟须我们重新构建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构架。
如今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含义。第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第二种是后人的发展，包括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军事思想，军事理论、“”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的检验。如果谈它的外延，又可以分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世界观和方，中间层次是其基本原理，外围层次是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把握好这不同的含义和层次，才能清除危害多年的主义和思想的影响，端正思想线。同样，掌握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认清其发展趋向，才能为研究中国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南。例如，当年导师的一些具体言论如“武装”、“打土豪”之类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不一定永远适用。如唯物史观、军事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关于认为战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仍是我们研究军事历史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此必须清除过去为某些需要而把人神化的倾向，以及形而上学式的片面表述方式，才能使人们全面地看待历史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任何一个强调民族的国家都重视历史教育，青少年要从中树立并以此维系自己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为此我国历史教科书包括军事史教育的主旋律无疑应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创业奋斗。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国传统中的优劣两面，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群众不容”的一味声中湮没。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只讲中华民族发展中长处，而忌讳提及短处。讲以往战争史经常只谈胜而忌败。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的表现。为此，中国某些历史教科书也应做些修改，即改变过去不太合乎实际的正面宣传，力戒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的“胜利法”这种传统的民族性中的弊病。人们全面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才会知道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才能根据历史的延续性全面地认识现在的社会。
片面引用历史例子并由此加以曲解，势必在现实中产生走极端的导向作用，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下层的行动往往都一味，而不正视其封建性的一面。例如“”中有些派甚至以曾过东交民巷区的义和团为榜样，以当代义和团和“的红灯照”自诩，在1967年还演出了一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封建主义闹剧。以往与战争为主旋律的年代里，军事斗争和战备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到了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有的领导人再搬用当年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和测试我的另一半70年代也出现了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的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为纲”至今已有30多年，近些年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挑战，那就是过去的正面作用经不起复杂的多元化社会中多种信息的冲击，有些人受价值观的影响，对过去所受的理论教育都产生怀疑，一些青年学生也产生偏绪。如今，我国应该从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出发，在教科书中改变过去那种将粗鄙化、把传统化的做法，才能使新的历史书包括军事历史书真正为新一代人所喜闻乐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文艺作品中，人们常“用兵真如神”，以此形成的套又是把他从井冈山斗争直至以后的历次战争都写成能预先算定战况演变，正确的指导方针只是头脑中固有的“妙算”向外延伸而已。此类表述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会重新陷入主义先验论的泥潭。
本人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军事斗争中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证的过程，才能形成和。1964年在周培源、于光远时便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引自《的读书生活》第 2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
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常胜将军”事实上不存在。本人并不把自己当作神。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这段讲话中，以的胸怀正视自己在军事指挥中的失误，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算起，至今已有 30多年过去。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对的思想和个人经历的认识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近些年来出现一些继续用“”时期造神式笔法来描写的作品，反映的恰恰是理论上的贫乏和倒退，对历史事实也是一种重新。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辉煌业绩正是他深入群众和深入实践的结果。反之，在晚年出现一些失误，其基本原因也在于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喜欢听或奉迎之言，正如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所说，“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的回顾》第840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版）。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决心就不可能正确，最后便会陷入自己过去所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在今后的军事历史研究中，也必须强调“实践第一”的观念，反对再搞的写作方式，才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历史借鉴。
军事历史的研究要有新进展，避免陈陈相因、多年重复，就必须注意引进新的科学方法。在现代条件下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其重要一点体现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战争是、军事、经济等综合因素的较量，研究和评估一场战争的战果和成效，又需要搜集引用众多有科学依据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我国过去的一些军事历史研究总停留在基本定性概念上，如总是笼统地说斗争艰苦，却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这就不能很好地教育新一代人。
战争胜负的程度最终是由交战者实力对抗所决定，实力又需要通过基本数据显示。例如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时进行定量分析就可看到，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年产钢不过4万吨，日本产钢580万吨，而美国战时年最高钢产量超过8000万吨。看到这一工业时代的最重要指标并进行定量分析，就能说明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英勇奋斗，国力衰弱的情况却无根本改变。中国在二战中虽是战胜国，却未受到其他盟友平等对待，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再如表述抗战史时，要说明正面战场和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条件的差异，往往也要通过定量分析才能显示出来。例如最近一些兵工研究资料已考证出，对日作战期间共消耗子弹 17亿发，总计毙伤日军85万人，平均2000发子弹杀伤一敌。在抗战中只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毙伤日军52万和伪军约50万，平均40发子弹杀伤一敌。以这样的定量分析材料证明解放区战场作战艰苦卓绝，才更具有科学性。
目前在宣传抗战时，有的人对材料数据的引用又存在很不严谨，甚至出现偷换概念的方式。例如有人把“死亡”与“伤亡”这两个不相同的概念相类比，将中国战场上日军伤亡150万人（一说133万人）与其战争中总死亡 211万人相对比，得出所谓中国战场歼灭的日军占其战争总损失 70%的极度夸张数字。其实正确的对比法，应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数 45万人同日军在战争中211万人的总死亡数相除。这种不严肃的论证方式，看似是出宣传中国抗战成就的好意，却只会引起了解的人的轻视，从长远看反而会削弱宣传效果。
我国在揭露日军的材料中，多年来也存在一些不严谨做法，出版物中常存在年代、解说误差。例如在南京大的照片选用中，常出现日军穿制式夏装的图像，明显不符合1937年12月的气候条件，这实际上是将其他地区的照片错用。日本一些右翼否定南京大时，就曾抓住中方图集这些不严谨处称其系“”。出现这类缺陷，除了我国一些编辑人员的学术水平低之外，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影响也是重要原因。
我事历史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注重科学和避免偏绪。军史宣传领域中力戒过度的悲情意识和夸大成绩、掩饰弱点的片面描写，才能树立科学的思维观念。为此，我们在军事历史研究中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论，并根据现代科学的要求进行创新，才能撰写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的教科书，并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在新形势下进行传统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