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体制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君主制度。这种制度强调地方要服从皇室中枢。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至清末的两千多年，我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体制。
君主制度，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两汉时期主要实施、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他的下，我国以文明和富强闻名于世。唐代不同于两汉，与秦代也有很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域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经济和文化的创造力，促进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发展、普及。辽金元的、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更加强化，而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到了清代，特别是统一新疆后，国力更加强盛，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入侵，清朝逐渐失去了活力与生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1911年辛亥终于敲响了我国君主制度的丧钟。
我国的君主制度曾经对包括在内的者形成过一定的制约，但成效不大。我国古代有法制，但缺少。君主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制度体系，在不同君主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反映出的弊端。
我国的君主制度在历史上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集团的社会基础，为社会各类人等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为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
科举制的旨是择优，重要的功能在防劣。有学问的人可能考中，但智力不足的人很难通过考试。还有，由于科举制以演进方式不断调整改良，基本面（考试、严格监考）不动，不会造成制度“翻烧饼”现象。后人对科举制的，有些未必准确，有些则是真知灼见，如顾炎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只读范文而不读《五经》原典是舍本逐末，很有道理。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君主制度和科举制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许多思想家探索如何安邦，如何提升国力，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选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记录历史，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保家卫国，如何寻找心灵的安顿处等。这些都折射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轨迹。
中华文化传承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春秋末期，孔子把鲁国史官所作的《春秋》整理成有独特思想的历史著作，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开端。西汉时期学家司马迁创造了史学的纪传体例，写出了《史记》。东汉时史学家班固把司马迁的纪传体作了一些调整，以纪、表、志、传的体例写出《汉书》。魏晋南北朝至明末，史学成为全面记录中华文化的学术部门。唐至宋、元、明，每个朝代都由史学家撰写前一朝代的历史。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维基解密黄菊史学著作更加突出了对现实社会与文化传承的反思。我们说中国史学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记录，这并不过分。
我们看历史，要力求把“死历史”（过去的事）看成有生命的“活历史”。只有从多角度去研究它，我们才能够从历史中找到智慧，从而有益于对现实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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