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旗脱胎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基本成形于夏代，至商周定形成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较之现代意义的军旗，有其更为广泛而重要的功用。历代兵书史籍论之甚泛，或专注一端。笔者不揣，择重束要，试述如下，其功用主要有六。
在募兵制出现之前，尤其在先秦至秦汉之际，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周礼》有载：“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载： “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在这里，伍、两、卒、旅、师、军乃是军事组织，比、闾、族、党、州、乡相当于行政机构，然则两相对应，完全吻合。
马克思认为，此种军事制度与“东方式的家庭奴隶制”社会形态紧密相连，因为“由家庭组成的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举国居则为民，被组织在比、闾、族、党、州、乡之内，从事农耕；战则为兵，被编配在伍、两、卒、旅、师、军之中，承担兵役。各级入则为相，分掌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官、乡大夫之职以治理；出则为将，各率伍、两、卒、旅、师、军之兵而征伐。在民，既是行政组织的，又是军事组织的，具有国民与士兵的双重身份；在官，既是各级行政，又是各级军事，也具有与将帅的双重身份。诚如宋人叶适所言：盖古者寓兵于民，寓将于卿。
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了浓重的军事色彩，一切依军之制，循军之法，皆“以军礼同邦国”。据《春秋会要》载，当时具有军事性质的重大社会生活有校阅、搜狩、出师、乞师、献捷、献俘等。 《周礼》更是明确列出了必须举行隆重典礼的五大军事性活动：一是天子、诸侯兴兵征讨逆臣的“大师之礼”；二是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以习五戎的“大田之礼”；三是在封域内校比户口、征订赋税的“大均之礼”；四是征发筑城盖[来自殿、开漕垒堤、垦荒修的“大役之礼”；五是以武力为后盾，勘定邦国、封地间疆界的“大封之礼”。再加上杀伐征战、会盟驰援等，一年到头军事活动几无间断。于是，频繁地致民聚众、组成师旅、役使就成为了一项专任事务。
当是时，由大司马、司常（此为周官，而历代都有相应的官员和衙署）负责升挂军旗为令，召集各人马；群吏则各率其民携所需装具器械而致。此即师旅之“旅”为军旗下人员列队之义。时限一到，收降军旗，迟到者将被治以失期之罪，开刀问斩。因此，建树军旗以致民聚众，成为变作兵士、转为将帅、农事转入兵事的第一信号。
一支军队总得有个旗号，总得上下职级明确，编成统属有序，才谈得上军威阵势、决战制胜。这在“阵”和“势”为战斗力重要因素的古战场尤其如此。而军旗就是军队最主要的标识象征。因此，占代军队出师征战之前都要举行授旗祭旗仪式，杀牲衅血，十分隆重，逐步成为定制。
军旗是军队的象征。旗在军在，旗乱军乱，旗靡军靡。《左传·庄公十年》载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就是从“辙乱旗靡”，看出了齐军的溃乱。设若在交战中，军旗落入敌手，那就意味着这支部队都不存在了。因而，古时军队的旗手皆选精壮勇士；交战双方皆拼命护卫本部军旗，并奋勇夺取敌方军旗。历代兵家则将夺敌军之旗视如斩敌将之首，率先破阵斩将夺旗者，当行赏，拔擢重用；而丢失军旗，或被敌取获者，则全队斩。
军旗是军阵士气的象征。帅旗高张，阵旗整肃，象征军队人强马壮，士气高昂，阵势坚固，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核心战斗力，以此给敌军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威慑，令其未战先怯。《国语·吴语》载诸侯黄池之会，吴晋争霸。吴王摆出“红旗飘飘胜火、白旗飒飒似荼、黑旗猎猎如墨”的三大军阵，逼人的威势晋国束手就范。孙子说：无邀正正之旗，勿击之阵。吴子说：列阵松散、军旗烦乱之敌，一可击十。
军旗是军队各级建制的标识。古时战场，车徒组合，短兵相接，多为集团式的肉搏厮杀。为了有效地指挥、协调各部，敌我，只要是一个建制的一哨人马，就得有一面军旗作为标识，旗面上绘有不同的图像和番号。如果是三军协同作战，就会以不同的旗色标明隶属。这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例如《周礼·春官·司常》载：各级军旗“皆画其像，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尉缭子·经卒令》载： “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
军旗还是各级军将及其指挥的标识。古代军队没有今天军衔、徽标之类的标识物，主要通过所建军旗的图像、高度，佩饰精羽、琉苏的多寡，来标明各级军将的身份、职级、统属。《周礼·夏官·大司马》载：“王载大常，诸侯载旃，军吏载旗，帅都载旃，乡家载物，郊野载旒，百官载旗，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常旗绘有日月，旃旗绘有双龙，将旗绘有熊虎，旃旗通幅一色，物旗一幅两色，旐旗绘有龟[来自蛇，旗旗绘有鸟隼。有的幅宽杆高，有的幅窄杆短；有的佩饰多，有的佩饰寡，均视不同等级和，建载不同之旗。 《墨子·旗帜》载：“城将为绛帜，长五十尺。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主将以下，层层递减，职级了了分明。
遥远的古代，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作战指挥系统。两军交战时车徒相拥、人喊马嘶，作战指挥靠口令、手挥无济于事，全凭军旗、鼙鼓、战金来指挥号令三军统一行动、协同配合、杀敌争胜，因而， “旗鼓金”三者被称为军中“三官”。此三官在战事中各有所任：军旗，主要用于指挥行动、排兵布阵；鼙鼓，主要用于号令出击；战金，主要用于传令退兵，故有“人随旗动”、“击鼓进军”、“鸣金收兵”之说。
《孙子·军争》载：“《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可见，旗鼓金三官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系统，以视觉和听觉信息作用于将士的视听，将各种指令传达给三军，达到令行、进退有度的目的。
自然，旗鼓金三者的配合繁富复杂，将士对其所传信息的接收、辨审、反应、遵循也有一个由易及难、由慢到快的熟练掌握过程，需要通过训练，才能三官不谬、快速反应。故“辨旗帜”、 “审金鼓”为主要内容的“教旗”是古代军事训练的重要课目。
首先，军旗作为视觉信号较之鼓、金等听觉信号更为鲜明。心理学研究表明，视觉在人的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绝大部分的信息靠视觉接收，无论在、分辨、反应等方面，视觉都优于听觉。军旗以其杆高、幅宽、色亮、饰艳，直接作用于兵将之视觉，所载信息量大意明，富于变化而传之更远，且较少受其他因素干扰。
其次，军旗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较之鼓、金更为多样。军旗用以标明各级军将的指挥和职责， “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刃，非将事也。”军旗又用以指挥“立兵”、“结阵”，正所谓“无旗不成阵”，两者紧密结合，同步发展，以致阵旗在古军旗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军旗还用以指挥三军行动及行动方向，“旗作，车徒皆作，旗弊，车徒皆坐”；“旗麾之左则左，旗麾之右则右”，令旗所指即大军所向，帅旗到处即大军跟进。
再次，军旗在指挥号令系统中的地位较之鼓、金更为重要。《左传·桓公五年》载周桓王率军伐郑，郑庄公在繻葛摆下“鱼丽之阵”御之，命“旖动而鼓”，意谓部队须待旗令下达方能擂鼓出击，最终周王大败。陕西秦兵马俑一号坑曾发掘出一个由若干车徒构成的完整军阵，阵内一号车右前侧出土有一根头矛尾鐏、长6.7米的旗杆遗迹，随车出土有革鼓和铜铎。专家认为，这个军阵的指挥号令系统完整确立，军旗的地位要高于金鼓俱全的战车，是这个军阵的指挥旗。可见，鼓、金遵旗而振，非军旗司令，鼓、金不能传令。
如果说，指挥号令系统是由上而下地对三军实施指挥调遣，那么，通讯联络则是为了保持三军之间的联系，以便互相知照应援。在没有电子通讯设备的古代，利用不同颜色、物像、饰物等之军旗来传递各种军情，成为军队保持通讯联络的常用形式，这一点见诸典籍甚多。
《礼记·曲礼上》载：“前有水则载青雀，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此为前锋以不同物象的旗帜向后军通报前方的各种情况。
《管子·兵法》载：“举日章则昼行；举月章则夜行；举龙章则行水；举虎章则行林；举鸟章则行陂；举蛇章则行泽；举鹊章则行陆；举狼章则行山，举辣章则载食而驾。”此为以不同物象的旗帜告知不同预情，让三军做好行动准备。
《墨子·旗帜》载：“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死士为苍英之旗，竟士为虎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男子为童旗，女子为姊妹之旗，弩为狗旗，戟为旌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之足而下旗。”此为以不同颜色、物象的旗帜求取人员、武器、物资的支援。
诸葛亮《兵要》载：大军出征，须派出前探持五色旗前行，“见沟坑揭黄，衢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
杜佑《通典·守拒法》载：“若须木檩拯板，举苍旗；须灰炭稕铁，举赤旗；须擂木樵苇，举黄旗；须沙石砖瓦，举白旗；须水汤不洁，举黑旗；须战士锐卒，举熊虎旗；须戈戟弓矢刀剑，举鸷旗；须皮毡麻镍锹镢斧凿，举双兔。城上举旗，主当之官随色而供。”显然，诸葛、杜佑之法承自于前代。
上述利用军旗进行军事通讯联络的方法（边地代之以烽燧，夜间代之以火把），从先秦、汉魏延于唐宋以至明清之际。当然，这一类军旗种类繁多，形制不一、颜色不同，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矩形有三角形等等，随用而制取、临机而确定，这一点可从历代文献记载的不尽相同看出。有专家认为，这是后世联络旗、信号旗之源头，是“打旗语”的最古形式。
兵不厌诈，是一个深刻的军事观点，反映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此所谓诈，即在军事斗争中设计用谋，打破常规，采取致敌神迷心乱、疑惑错觉的动作，诱敌做出错误判断，跌入我预设之彀。诚如孙子所言：“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如此，方能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尤其在势均力敌或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更示形诈敌的智慧含量。
军旗作为军队的标识和象征，标示着三军的人马实力、军阵士气、指挥及进退方向，故常被用以实施诈敌之术。坚城利器、重兵设伏处偃旗息鼓，空城弱阵、残兵余勇时扬旌擂鼓；少部兵力旌旗蔽日、虚张声势，大部主力迂回敌后、潜伏他处；一部兵力曳旗败走，主力部队侧击敌翼……历代兵家深谙此道，为己争得主动、形成威慑、避实击虚，令敌未战先怯、露出破绽、被动。
《孙膑兵法·官一》谈及通过旌旗的虚实布设，来敌军或诱敌出击。《尉缭子·勒卒令》论到“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之”，即为了出敌不意成奇袭之势，部队行动故意与令旗指向相反。《吴子·应变》论述了山地战的战法：以精兵在前奋勇冲杀，车骑重兵迅速隐蔽迂回，分出小部兵力移出山外扎下大营，“出旌列旆”以示后援强大，在敌军进退犹疑之际，车骑重兵轮番猛攻。《六韬·虎韬·动静》借周武王与姜太兵，讨论了如何用旗、鼓、金相辅以诈敌。武王问：在领兵深入敌境，敌我旗鼓相当，形成对峙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克敌制胜？太公说：应派出若干分队潜入敌后及敌之两翼，布设大量的旗、鼓、金，进而振旗击鼓，造成一种合围态势，然后以突然的动作发起进攻，陷敌于首尾脱节、两翼难顾、军心溃散之境，可战而胜之。
由于在虚实、奇正、聚散、进退之间诈变无穷，利用旌旗实施诈敌之术，在实际战例中，效果显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两国交战，晋军先是“退避三舍”，避楚锋芒。退至形势有利于己的城濮之后，晋军突袭，将战斗力较弱的楚右军击溃。然后，晋上军主将狐毛率部扛起两面大旗佯装退走，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命战车拖曳树枝扬起尘土后退，摆出得了便宜就溜的态势，诱使楚军主力出击。楚军果然中计，倾其主力追击致两翼，遭晋军合力夹击而一败涂地。
又《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齐平阴之战，晋军沿山泽险要之处开道劈，遍插旌旗，又以兵车马队“建旌扬旆”来回驰驱，造成浩浩荡荡、烟尘滚滚之势。齐灵公望见，以为晋军、兵强马壮，不免心中生怯，无心恋战，遂连夜退走，晋军占取平阴。
以今观之，利用军旗示形诈敌具有极强的心理战意味，侧重于打击敌之军心士气，敌之判断，为克敌制胜创造先机。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军事斗争的发展，诈敌之术从内容到载体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铁律始终未变。
中国古军旗利用颜色、图像、文字、形状、杆高、面幅、饰物等要素，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来传递诸如、等级、号令、阵形及行动等特定的信息。而且，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执旗者的摇振呼喊，能营造出或隆重、或昂扬、或威严、或整肃的声势和气氛。这种特质使得中国古军旗天然地具有礼节仪仗功能。
中国古代社会号称以“礼”，各种规格的祭祀、飨宴、会盟、誓师、哀丧等礼仪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故有“吉、嘉、宾、军、凶”五礼之仪，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之说。至于皇家的登基、敕封、婚嫁、巡游等活动，更是排场宏大，极尽奢华。为了体现王朝威仪、公侯等级，营造独断、朝纲独掌的氛围，这些大型活动往往以军队作为仪仗卫戍，一切依军礼行事，加之前述古代中国社会的军制架构特性，于是，与军队相随相生、本身又具有礼节仪仗功能的军旗，就极自然地渗透进了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任何重大活动和重要场合，都有军旗迎风飘扬，给这些礼仪活动染上了浓重的军事色彩，并演变出一类专用于皇家礼节仪仗的旗帜。
关于这种渗透和演变，在后世不少类书对这一类军旗分类的不一致上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北堂书钞》将其归人“武功部”，《初学记》将其归入“武部”，《通典》将其列入“礼部”，《三才图会》将其列入“仪制部”，《太平御览》则将其既归在“兵部”，又归在“仪式部”……值得一提的是，古军旗作为礼节仪仗之物，有一个从少到多、从兼用到专用的发展过程。
最初的仪仗卫队似乎人数不多，故所用军旗也较少。《尚书·周书·顾命》载，当时恭迎太子继位的仪仗卫队有十一人：“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甩。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发展，日益强化，天子诸侯的仪仗卫队就渐渐庞大起来，旌旗成列，威势俨然。仅《周礼》所载专门负责天子仪仗护卫的官员就有很多：虎贲氏专司率仪仗卫队在天子前后喝道殿卫；旅贲氏专司执戈持盾护驾天子乘车，左右共八人；节服氏专司执掌天子大旗，共六人；子臣专司天子下辇步行的前导，其他随行仪卫官员还有戎右、齐右、道右、田仆、道仆、戎仆、大驭等等。
秦汉以降，封建皇权确立，日盛，皇家仪仗卫队更是迅速扩张。秦汉起驾，仪卫车队已达八十一乘，前有公卿大臣奉引，后有大仆射、大将军率队扈从。至唐代，大驾的仪仗卫队更达万人之余，由京兆牧及太常卿、司徒、御史、尚书等朝廷重臣导驾，由金吾折冲、金吾大将军率卫队、清游队等护驾，所用仪仗护卫器物有：鼓、号、伞、盖、扇、旗、幡、戟、刀、箭、盾等等，鼓号震天、旗幡蔽日、扈从如云，一派大军征伐模样。
大吏的仪仗虽不及皇上，然亦十分堂皇。从敦煌奠高窟第156窟南壁所绘唐代河西节度使张仪潮出行图可见，其随从仪仗卫队有：五方旗队、六纛旗队、门旌信幡队、旌节队、横吹队、执稍仪仗队、子弟兵队、射猎队、伎乐舞队、驮运队、马毬队，还有导引官、银刀官、都押衙官、引驾押衙、衙前兵马使等，总计在130余人，也是前呼后拥，旌旗猎猎的。
综上所述，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上所述军旗的功用，有些退化了，有些则转移到了其他形式的旗帜上，唯其标识象征军队这一最基本的功用，保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