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尤其是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的老一辈作家，在写长篇小说时仍然有着强烈的“书史”冲动。这自然与一代人的经验、阅历到了一定程度有关，似乎也与长篇小说的特质，或云中国读者与文学界对于这种文体的心理期待有关。小说一旦长了，体量足够大了，就几乎必然地需要涉及对一个相当长时段的历史的描述和反映。无论是通常能见的“家族史”和“地方志”，还是另辟蹊径的“个人史”和“隐私史”，作家都在将目光放得足够长远，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历程望去。这样的特点在201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同样明显。
格非的《望春风》是他获得茅盾文学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被称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而小说记录了一处中国南方乡村从1958年到2007年的变迁历程，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微缩的中国乡村史。作为知识气质强烈的作家，格非在书写、经济和因素在中国乡村的影响的同时，自然没有忽略现实生活对于人性造成的异化，这种向幽微处探寻的写作方式也延续了他在“江南三部曲”中一贯的风格。相比而言，方方的《软埋》题材更直接一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更加强烈的冲击力。小说的主线聚焦在“土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叙述角度则更多地倚重于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过往的探寻与追忆。历史的并不只在于事件的本身，同时在于后来者一声“往事如烟”式的叹息。与前两部作品动辄二三十万的“标准长度”不同，年轻一代作家内的《慈悲》可以被视为长篇小说中的另类：通篇只有十万字左右，即使比起文学史上以邦达列夫的《岸》为代表的“微型长篇”也很短了。然而因为作者叙述上的简短有力和对气氛写意式的营造能力，仅比中篇小说略长的篇幅读起来也有漫长而苍凉之感。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国营化工厂的兴衰历史，以“慈悲”为题则表现了作者对于沧桑的基本态度。如果说作品前半部分在艺术风格上与余华的《活着》多少有着相似之处，那么小说后半段的情节设置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当工厂被“私有化”成了官僚资本家的个人产业，为工厂奉献了一生的工程师们做出了一个的决定，那就是帮助更多的私营老板建厂、，宁可把曾经是自己生计来源也是情感寄托的工厂击垮。这种情节的力度超过了叙述语调的力度，使得《慈悲》哪怕作为一部单纯的“工业题材”而言，对于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巨变也能够做到独到而犀利的反映。
而与长篇小说动辄跨越几十年、起码涉及两代人的写作视野不同，2016年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当下性。这或许又与中国中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文体自身特点相吻合。早在“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际，大量涌现的文学期刊就强调文学应该以尽量快的速度去追踪、表现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而由于长篇作品在写作周期上的，这样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身上。中篇小说在中国的繁荣界上都很罕见，这应该说是文学期刊与几代作家反复磨合、配合的结果。
80后女作家宋小词发表在《当代》上的《直立行走》，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鲜明代表。小说讲述了一个城市拆迁的家庭为了多分到一些平米数，不仅儿子迅速和来自农村的女主人公结婚，甚至在老人去世之后秘不发丧。这样一个极端事件自然是对城市化进程对人性异化的犀利，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却能对利益怪圈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足够的体谅和同情：女性被感情，男性感情，老人在子女的时候却又含辛茹苦……小说体谅到了每个人的无奈，因而所谓的“恶”也就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人了。张楚发表在《十月》的《风中事》看似是一起和男女关系有关的无头悬案，却以类似于浮世绘的方式对当下年轻人的困境与情感危机做出了独到的展现。作者的写作题材长期聚焦在“县城人物”的身上，这种既非都市也非乡村的空间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相当独特的一面。而让读者颇有感触的是，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与互联网的发展，一代中国青年的生活状态也在因为世界的“扁平化”而发生着改变，张楚小说中的主人公对于“北上广”与“小县城”之间区别的认识已经与《平凡的世界》里的孙氏兄弟大为不同。虽然没有社会事件与社会现象的直接表现，但小说中对于社会气息的把握同样具有对社会变化的高度敏锐。
当然，以上的创作风貌特点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比如2016年的作品里，贾平凹的《极花》是长篇而表现的是拐卖妇女的社会焦点事件，尹学芸的《叔叔》是中篇而通过两个乡村家庭的交往历程回顾了几十年道的变化。如前所述，对于文体的期待与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关，但对于文体的把握也与作家的创造性发挥有关。而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的反映，只要有着独到而深刻的思考，都是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不断丰富。(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