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国力衰弱，列强恃其船坚炮利，彻底打破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一些读书人认为中国古代历史遗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其中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他们对于如何救国虽持不同观点，但都主张普及教育，改良文字，文字遂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如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就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因此，自1892年起，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是中国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然而，由于古今音变以及学反切先要学汉字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教学汉字并不经济，普及教育必须作出改变。
以“跟”字为例。直音法：跟音根，是指“跟”读如“根”。反切法：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古痕切，是指取上字“古”的声母g，取下字“痕”韵母和声调en。
切音字运动从当时与欧美世界接触较多的中国南部开始，出现许多汉字方案，有的用欧美拉丁字母（罗马字），有的模仿日本借用汉字偏旁的假名文字，还有的以美国当时风行的速记文字等方式，甚至还有主张废除汉字改为拼音模式。此运动由民间发起，其逐渐受到接受，1910年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定制定汉字音标及统一国家语言。然而，清廷还没完成这一，就爆发了辛亥。于是，这一历史落到了北洋头上。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时任教育部职员的黎锦熙在《史纲》中回忆，该会会员由部聘及各省行政长官选派，选派的会员需符合以下四种资格之一：精通音韵，深通小学，通一种或二种以上外国文字，深谙多种方言。与会各省代表共80人，其中江苏17人、浙江9人、直隶8人、湖南4人、福建4人、广东4人、湖北3人、四川3人、广西3人、山东2人、山西2人、河南2人、陕西2人、甘肃2人、安徽2人、江西2人、奉天2人、2人、2人、云南1人、贵州1人、新疆1人、蒙古1人，籍贯不明1人。教育部聘吴稚晖主持此事。
从与会名单可以看到，讲吴语的江浙人士是第一大。至于“某些方言差一票成为国语”的传说，不过是“德语差一票成为美国语言”的翻版罢了。
由于各地会员均要求照顾自己方言，特别是浊音和入声问题，会上引起激烈争吵，使会议足足开了三个多月。最后，会议用各省代表“一省一票”的表决方法，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并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整体来说，最终结果还是以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这次会议审定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之为“老国音”，是这次国音统一会议“一省一票”制度下兼顾的南北方言的人造语言，其实没有真正推行开来。几年后，京国之争再起，而这是另话了（由于会上所定的国音标准与语音标准产生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1932年，国民决定采用京音为标准）。
会议另一任务是“采定字母”，对于采用何种形式，会议中关于字母制定的提案颇多，有偏旁派，有符号派，有罗马字母派。马裕藻（浙江鄞县人）率先提出用其师章太炎在清季所拟定的独体汉字为音标。赞成这一议案者颇多，表决时到会会员45人，赞成者29人，得多数，通过议案，其余20余家所造字母均无采用。“终于依据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钱稻孙及部员周树人（鲁迅）等之提议，把审定字音时暂用之‘记音字母’正式通过，此于前三派都无所属，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而创其例者实章炳麟也。”（《史纲》）。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对于此次读音统一会所得结果，是南北两方皆非满意的情形。其所定读音虽以北音为主，但仍委屈保留入声，且标音符号不用官话字母，这显然非王照等人所愿；而吴稚晖为代表的江浙人加入十三浊音的主张，亦没成功。唯一可以获得胜利的是章门师徒。由于章氏门生极力支持，章太炎在清季所拟定的独体汉字被采用为音标，他们自认为这是成功了王照等人欲借此会造作新字蔑弃国文的妄举。而保留入声，更是为南方人的读书音在“国音”中争得一席地位。此时章太炎远在，仍给朱希祖来信，赞扬其以读音统一会事入京，“果为吾道张目，不胜欣跃”。
注音符号的前身来自于章太炎发明的记音字母，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类似日文中的假名，事实上就是假名给予章太炎灵感的。日语假名恰好也来自于汉字的草书和楷书，取出符合声音的汉字的一部分简化而来。两者可说是同源。“注音”二字意谓注译汉字的发音。清末时期的“切音字”到了中华初年公布时，名称变成“注音字母”的原因，据吴稚晖的解释，是由于读音统一会，要避开造字的嫌疑，表示此一方案是专门为了“注译读音”而设计。
1906年6月之后，章太炎第3次避难日本。他成为当时日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模仿日语假名文字，以“简化偏旁”的办法，利用汉字小篆的结构，创造一套记音字母。在1908年6月10日出版的《民报》第21号，刊登了章太炎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文中发表他创造的36个纽文（声母），22个韵文（韵母），即为今日注音符号的前身。
读音统一会选用的注音字母并不是全用章谱，而是作了斟酌修改：如这些字母楷写后笔画和通行楷书一样，则字母有与汉字形体相混之虞，便另换一个古字，例如“ㄅ”，章谱用“八”字，“ㄊ”，章谱原用“土”字，因为“八”、“土”与汉字相混，故换用“ㄅ”（古包字）、“ㄊ”（古突字）。最终，从章太炎方案中选取15个字母，再部分汉字得出23个字母，另外造一字母“ㄦ”，共计39个。
1918年，北洋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初次公告的注音字母及其顺序大致依传统三十六母的传统，字母的顺序如下：
1919年，顺序调整，重新排定注音字母，废弃原本三十六母的次序，以语音归类的方式，依发音部位排列并分组，即：
1920年，正式公布增字母“ㄜ”，排列于“ㄛ”之后，注音字母共计达40个。后来，新国音（京音）取代老国音后，“ㄪ”、“ㄬ”及“ㄫ”不再使用，最终确定为37个。
1930年1月，吴稚晖到北平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年会并担任，将“注音字母”的名称改为“注音符号”。同年4月21日，吴稚晖提出《改定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及推行办法案》，提案指出：“教育部前颁注音字母……与假名相同，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日本称为假名者，名即谓独体之简单初文，假则谓其代音而已，不作文字论。犹言此为传音之记号也。可以注音字母，亦宜改称为注音符号，以昭核实。”此案于当日通过。
既然确定了读音标准和字母方案，下一步就是推广应用了。1919年，注音字母表音的《国音字典》初版发行，国语统一筹备会于次年增广修订为《校改国音字典》。
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中的生字采用注音字母注音。成立注音字母书，还办了《注音字母报》，印刷注音字母普及读物。
以的提倡者和领导者著称的吴稚晖，还尝试通过立法推行国语和注音符号，促成颁布诸如《各省市注音符号办法》《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等法规文件。在他的敦促下，后来的南京国民教育部还制定了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二十五项。
除了教育书籍外，注音符号也应用到了其他社会领域。1918年，受读音统一会影响，在马裕藻的家乡，旧宁波府属七邑教育联合会参照国音注音符号，审定了宁波话注音符号，并先后在《定海县志》（1924年）和《鄞县通志》（1933年创修，1951年发行）上使用。这个方案根据宁波方言实际，应用了浊音符号，也算是圆了马裕藻等江浙会员的念想。
支持注音符号的经历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也有影响。据许钦文回忆，阿Q命名本意是使用注音字母。《阿Q正传》写道：“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许钦文对这句话做了解释，“鲁迅先生自己是叫做阿ㄍㄨㄟ的，笑嘻嘻善于催促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孙伏园先生也是叫做阿ㄍㄨㄟ的，实在当时听过鲁迅先生讲的，我们都是叫做阿ㄍㄨㄟ的。”（许钦文：《阿Q——阿桂、阿贵和阿鼠》）
不过，注音符号从诞生起，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就受到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挑战。它的命运，也要看历史的行程。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在确定拼音方案时，也进行了争论，我国的拼音方案究竟是采取民族字母形式（注音符号）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最后的结论是，采用拉丁字母有利于国际交流。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以汉语拼音方案的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的地位先后正式在国内和国际上确认，注音符号基本成为历史名词，只在个别工具书里可以看到。目前，及港澳均不教学，只有地区还在使用。但是注音符号也给予文字提供了经验，由于它的功用一直被限定在拼注汉字读音上，并没有成为汉字的替代物，这一思在实践层面决定了近代汉字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