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军事历史出版物中的军事历史事件被窜改和的现象显著增加，据这些出版物的作者称，这其中只有 “最主要的”才会被真正注意到。在我们看来，如此简单的处理可能会导致对历史发展的主观映像，因为某些事实或原因会被主观地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反之，其他的则被视为无关紧要。
这种主观性的势头趋于增大，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物来演绎的，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主观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喜欢和厌恶的事情。
首先，任何一个特定的结果都是由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即结果只有一个，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另外，同一个原因可以造成很多种结果。
其次，某种原因可能直接影响了一个特定的结果，或者（除主要原因外）成为其他历史事件的间接原因。
第三，不同的原因与同一结果之间的互相作用不同。而且，在事件发生期间，同一原因的影响程度也可能迥异；换言之，这些原因可能具有长期性（如气候、、民族意识等），也可能迅速转变（如合同期限、联盟中的伙伴、作战行动中的天气情况等）。
第四，许多其他的事件可能会与被讨论的事件同时发生。例如，要确保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客观研究，我们就不能忘记和东京之间联盟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日本签订的停战协定（1939年9月）和在诺门坎战役（1939年5月-9月）失败后与苏联签订的和约（1941年4月）。
第五，每种原因可能带有主观性（由人的行为引起），也可能带有客观性（因素）。主观原因可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自主原因---即所谓涉及“人物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也可能代表某种被动因素（即时因素）。
为简化历史研究的过程，许多具体的问题（科目）通常都被一带而过，以便于研究者集中精力研究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例如，国内史研究的是俄罗斯的历史，古代史（远古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是古代奴隶制国家时期的历史，军事史是则描述人类在军事领域的活动，等等。另一方面，军事史的内容（国家的军事行动史）首先可以通过研究军事历史科学的原则来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军事史的内容也可以通过研究军事思想史、国家军事组织史、民族与国家及其军队的武器史、部队发展史、战争与军事艺术史、军事纪念品、象征及纹章史和武装力量与战斗武器（部队）史来进行。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相信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和反映都具有主观性，这使得大多数历史科学可信度下降。真实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双关性实质上对事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军事教育史——以及大多数的历史科学——已被反复证明不局限于简单的学习人类群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军事教育具有注重实践的特点，它还能起到教育和培养思想的作用。这里我们要重温一下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理论家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韦钦少将的话“对我们来说，过去不应该意味着结束。事实上，它应该成为我们现在斗争的武器，成为我们未知的钥匙。每一代人都应该不惜代价打造一种新的历史武器并熟练掌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历史知识是任何一个群体得以幸福安康的重要思想组成，也是任何一种文明在上最根本的基础。 换句话说，遗忘历史根基会对人民的民族气节构成，事实上这种遗忘对任何国家的都构成。
现在我们假设读者从相反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在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斗争中，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它的根基，把它从历史记忆中剔除出去。换言之，针对一个国家进行信息斗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其彻底忘记自己的历史根基。和窜改历史可以说是这种斗争的中级阶段。
作为信息斗争的一种形式，窜改事实通常被用来松懈对手的潜力，所以它一般用在对方还有足够能力的情况下。窜改历史的目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描述（或它的特定部分）进行有意的（部分）。
自从大量对历史事件不同版本的描述出现后，以窜改历史为手段的信息斗争日趋成熟。因此，相信事实上任何历史事件（数据、事实）和历史数据都会遭到窜改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
考虑到对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和描述的复杂性，再联系到窜改历史是信息斗争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看起来当没有历史经验的读者读到被窜改的历史时，信息斗争最好的结果就达到了。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要隐瞒已引起他们注意的客观事实就越难。封闭历史资源、忽略（忽视）历史问题本身，是窜改者常用的手段。因此，这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方面，当各种事件和事实被时，封闭历史资源就降低了客观性的程度；另一方面，封闭历史资源减少了对历史事件感兴趣的的数量。因此我们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历史科学变成了选择圈内的公共财产，这样就减少了潜在研究者的数量，并因此导致了研究质量的降低。
当今世界形势表明，认为目前没有历史学家、、军事人员对俄罗斯的历史存在恶意（或者认为他们的数量正在减少）是极其欠考虑的行为。
这一前提使我们能够把国家历史视为一种祖国潜力、文化和历史价值的科学，并使我们历史中的一切偶发或主体性信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免受图谋不轨者的侵害。提高国民的普通教育程度和国家历史信息资源增加了一些国家在打击窜改历史的信息斗争中获胜的几率。
要想更好的理解窜改历史的技术及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就应该谨记：各种历史事件都能通过两种基本途径进行研究，即综合与分解。综合的意思是通过对各种通常状态下相互分离的、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都有影响的事实进行搜集和整理，从而重新构成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分解的意思是揭露和判断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并考证每一种原因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揭露都需要集中大量的事实。然而，采用这一途径得到的结果却能通过窜改（更换、）或者保留（疏漏）事实（）的手段而被改变，这其中包括对论点和关系的。并且，对逻辑的直接干扰和采用非逻辑的言论手段都会影响历史事件本身。
在讨论的历史事件被窜改的方式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想想人们在交流中可能用到的几种互相影响的方式。例如，当人们接收到一些超越他们知识体系极限的口头信息时，他们便开始挑战极限（或者大声说出来，或者默默藏在心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相互彬彬有礼，要么甚至发生冲突。对方的文化水平在此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它不能作为使用。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我们来试着解释一下。
让我们先来考虑前一种情况，即所谓的“有教养的”方式。这种争执通常不带有敌对色彩，因为它只是针对当下正在被讨论的问题的观点冲突。根据“争论规模”（即参加争论的人数，争论的时长、问题的范围等），观点冲突（目的是达成双方的共识）可以是一次讨论（不同人之间的争论），也可以发展成为辩论。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辩论的一方很可能受对方辩词的影响而改变对论点的看法，从而辩论可能由此解决。这种争论可以归于有主题争论一类。
然而，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争论的焦点失势后，争论就转变为了以胜过对手为主要目的的口水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被称为“论战”的观点冲突或者是一场争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争论的双方——根据行动的地点和旁观者的出现情况——都在用尽浑身解数——从得体的语言到拳头。事实上，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在积极的利用对手的人格和旁观的群众，后者同时也是争论的裁判和观众。
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通常与肉搏者短兵相接时的行为没有区别。同样，任何关于历史的或论战也都如此，争论双方都在挑战双重目标：尽最大可能增加援助者的数量（或者至少获得中立者的支持）并减少对手的数量。一般来说，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向自己和支持者展示最好的优势并对手。
这样一来，在观点冲突和立场冲突中使用不同的方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分析显示：根据争论类型的不同，以下有主题或无主题（无意义的）的窜改方法都可能会出现。在观点冲突中，当对手改变其他人对特定历史事件（事实）的看法或者历史事件的行动结果（意向）时，我们就会遇到有主题的方式，诸如错误的论据、折衷主义以及错误的理论。
当论据不完整时，采用错误的论据就是一种方法，不合意的事实被隐瞒或者。例如，当谈到苏芬战争（1939年——1940年）期间苏联红军进攻曼纳海姆防线的失败经历时，一些人苏军在最复杂的自然和气候条件下在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乌克塔、奥地利、彼得罗扎沃茨克和维堡方向展开的成功行动（当时，军事行动在前线公里宽的范围内展开）。事实上，是西欧的军队将苏联红军像“泥腿巨人”的观点于人，然而这种观点却从未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代表们所接受。这种窜改方法也会用到未经的事实或论据，指望着对手在知识上存在盲区。
折衷主义包含多种有主题的窜改方法，用于论据无论如何也与待证明的理论联系不上时。例如，这种方法用在了试图证明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是由苏联特种部队代号为“雪”的行动所导致时。问题在于当时美国高层有两大阵营，一方支持继续由美国向日本输油，视其为对美国经济已获利润的投资。另一方现实地预测了在近期将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必然性，认为这种输油行为是在增强未来对手的实力（此事会切实涉及苏维埃领导阶层）。预测的目的是告知美国日本空军中队在库页岛地区集结的情况及其对可能实施的袭击美国海军行动的准备情况。那些信息是一剂良策，对支持在1941年中断美国对日输油一方的胜利起到了帮助作用。但这是否真的加速了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呢？由于历史被窜改的原因，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顺便说一下，对于日本空军中队对美国进行袭击的确切日期和袭击目标，温斯顿丘吉尔是知道的，但是他却首选了不与他的美国伙伴分享这一消息，因为他希望他的新同盟——美国也加入到战争中来。
错误理论代表多种有主题的方法，用于待的理论被（缩减或扩大）或代替时。例如，为保持“和平缔造者”的形象，侵略者必须要证明是对手在和平。这里我们可能要回想在科索沃行动（1999年）前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者们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关注或者伊拉克制造核武器问题——行动(2003年)前，此问题曾一度令美英最为担忧。对于英美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侯赛因能对全世界造成。因此在战争开始以前，信息斗争全部集中在了试图证明这些理论上（带有证明“使用武力方式的行动具有性”的目的）。
毫无意义的争论会有不同的主题，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会成为口水仗的对象。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可以阐明以下毫无意义的对军事历史事件进行窜改的方法：主题回避、（吸引观众）、转为过度针对对手个人。
主题回避的方法包括（连同多种其他）偏离主题或者试图干扰、混淆各种细节和详情的基本情况。这其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自己对敌人的看法于他人。然而，需要考虑到的是，这种方法可被用于证明另一种理论；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在其他领域可以成为信息斗争的一部分。
（吸引观众）的方法适用于某些在争论中想利用旁观者的群体利己主义、国家或民族性等来增加自己支持者数量的人。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代表们试图反驳在他的研究著作《起源》中发表一事。为了驳倒，代表们这样大肆鼓吹吸引：“那些与猴子有亲戚关系的人可以相信这种（的）观点，那些相信人由天生的人，应该相信《圣经》和我们——神职人员。”
对错误理论的证明（假设是有主题的）也可以用来鉴别上文提到的窜改方法。这种情况出现于当者的论据或理由正在把听众“推入”他们所希望的结论时。例如，他们相信读者读到以下的句子后，会对苏军在苏芬战争（1939年——1940年）期间的行动产生个人看法：“结果，在105天的争斗中，苏军的总损耗——根据不同信息来源——达到13万-39万人，而的绝对损耗只有2万5千人。”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方的总损耗和另一方的绝对损耗被拿来在同一个句子里作比较。但是对于此类改动的细节，局外人能轻易分辨出来吗？不过，这些数据会保留在读者的记忆里，在十分特定的下，它们是会被记起来的！在具有性的方法中，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方法视为对一种的证明，或者，相反，是一种希望引起同情的等。
过度的针对对手个人是一种与前一段提到的方法目的相同的窜改途径，但是它影响的目标不同。例如，它可以提及某些能对手行为的动机（如怯懦、贪得无厌等），或者提及对手（或者对手的支持者们）的任何错误或不行为。当今时代，随着现代技术的应用，这种方法的效果显著增长。这些方法还可能从不同的领域提及对手所忽略的一些方面，“”一些他或她的个人品质（涉及到他或她的年龄、教育情况、身份等）、压力（、）、引起同情或在错误事件上下赌注的等。一般说来，考虑到信息斗争的特殊性，在讨论不同的历史事件时，所有的窜改方法都可以被涉及；然而，大量采用毫无意义的窜改方法似乎最为可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更好的理解窜改（）技术，我们应该认识到信息斗争常常与使用“不在同一水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它们不具有可比性。实际上，“战术水平”的事实怎么能用来证明发生在操作或战略水平上的事件呢？例如，不止一次的在不久的将来，国防军将拥有一种“特效武器”，这种武器能够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而且实际上，新武器的确在战场上出现了。它们包括新型坦克（虎式、豹式等）、自行反坦克炮（费迪南德式等）、弹道式火箭（Fau-2）、巡航导弹（Fau-1）和喷气式飞机。这些军事武器和技术影响到哪一场具体战争的进程了吗？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说，在长期的战争进程中，它们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吗？
这里我们开始理解到，只有具有可比性的论据和论点才能用于提供历史事件的（这里我们不应该将事先证明过或未被证明的论点混淆为新的论据）。但是这里最重要的结论如下：如果某些人竭尽他或她的全力去驳倒那些窜改历史的，那么他或她应该在开始的时候就强调最重要的论点，一旦做到这些，便有可能终结组织者的目标。事实上，只有和驳斥主要的论点才能摧毁并埋葬敌人的把戏。实际上，达到这一目的将会是信息斗争的主要目标。
这里有一个例子。V雷佐恩在他的著作《破冰者》中从头至尾都在强调这一论点“关于苏联对侵略西欧国家的准备”（然而，这一窜改的目的和受益者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达到目的，雷佐恩运用了所有窜改的方法和技术：从隐瞒不合其意的事实和显而易见的谎言（例如，使用据称是援引自俄联邦武装部队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到故弄玄虚的展示那些半真半假或者的带有目的性的事实和未经的（通常是错误的）陈述和理论。要彻底驳斥他所有的陈述和理论是一件非常耗费人力的事，需要重大的财力资源、大量的时间、以及对大批已经熟悉V雷佐恩著作的读者的关注，V雷佐恩的著作在我们国家（俄罗斯）的任何一家书店都能买到。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V雷佐恩的书里面只有关键的理论应该引起注意。作者很擅于偷换特定的概念。例如，他将证明“苏联军事教义的进攻特性”的论点偷换为肯定 “这个国家在做进攻准备”的论点。所以只要是具有基本素质的内行人士懂得操作和战略问题，就能够看清事情的。但是问题却在于这本书针对的是大批的群众读者！
实际上，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是很正确的。在信息斗争中，关于窜改目的、方法、手段和技术的广博知识是我们有力的武器，它使我们能够分辨窜改的目的和参与者。并且如果我们回想起那句众所周知的俗语“谁会一定获利呢？”我们就更容易分辨出这种影响的发起者了。换句话说，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是谁想利用信息武器谋利。而这，反过来，使安排部署信息应对策略成为可能，只有在保持以支持国内（包括历史上的）科学和教育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保持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历史价值的增值时，他们才可能获得成功。换句话说，要回击在整体上修改国际社会历史和特别是修改我们民族历史的，就必须采取强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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