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痣的位置与命运原标题：期刊好文 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发展轨迹引发的思考（下）
摘要：考察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发展变化的特征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形成的交汇，认为这种“交汇”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形成跨学科的“融合”，并体现一定的学术创新。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对知识交汇与融合的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思考，认为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形成知识交汇与融合的前提是其对新的社会历史问题主动作出回应，而其实现融合的方式则可以是各自术语、方法和理论的相互“再情景化”。如此这般的思考和分析，可以为不同传统的学术话语的交融提供借鉴，为学术话语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由此可见，跨越多个国度的符号学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修辞学超越各自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在20世纪中叶分别以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的名义，与新兴的话语分析交汇在一起。这种交汇是有其时代背景的。20世纪的中叶，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科学思维方法能否被完全应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和问题产生疑问，继而对现代主义推崇的“科学”和“”的观念提出质疑，在建筑学、社会学、学、语言学及文学等多个领域提出对现代主义具有反叛性的思想，形成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现在后结构主义上，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一种反叛（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田海龙 2009：40-50，2014b），而这种对现代主义智力具有反叛性质的后现代主义也构成了三者交汇的哲学基础。
关于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具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已有很多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来自从事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研究学者自己的表述（前者如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后者如Kress 2001），也来自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的独特阐释和解读（前者如辛斌 2016；田海龙 2016a，2016b；后者如田海龙、潘艳艳 2018）。关于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例如，克里斯蒂娃（2013）在论及修辞的对话性、双值性、互文性时，指出这些理论促使其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把文本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她指出，“这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之后，她从她的学术思想与弗洛伊德理论相遇产生的后结构主义径论述了与“符号生成”不同的“象征生成”，指出“象征生成”包括判断与句子，属于意义领域，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这样，克里斯蒂娃在金的“文本空间”又引入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空间”，进而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对话：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线），实现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突破。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修辞学对主体动机的强调并不能完全说明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性。例如，李显杰（2004：99）认为，“虽然新修辞学强调意义产生于（有动机的）交流和具体运用（意识态度、‘语境’等）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观念，与修辞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性的后现代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但后现代主义修辞理论并不欣赏前者对作者（主体性）动机的过分强调和对语能与修辞功能所作的一体化描述，以及对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象征’功能的张扬”。这里，李显杰在“新修辞学”的基础上又划分出“后现代修辞理论”，并且认为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具后现代性。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首先，李显杰（2004：97）所说的新修辞学是一个“区别于古典修辞学的概括性描述”，指所有打破传统的以“术”为主导、以单向“劝服”为理论基点的旧的修辞学研究。这样，他所指的新修辞学不仅包括上文所特指的伯克的新修辞学，而且还“包含了众多的理论和不同主张的理论学说”。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些所谓的“新修辞学”区分为“现代修辞学”和“后现代修辞学”就不足为奇了。因此，需要的第二个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他的这种区分与上文讨论的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并不矛盾，相反，由于这种区分，修辞学发展到20世纪中叶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凸显。这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后现代主义的修辞视角将修辞（如隐喻）看作是“非的反结构”所呈现的“无法调和的意义”，而现代主义的新修辞学描述的“复杂词”的多元意义仍是“模型中的有序分布”。这样，后现代意义上的修辞是无“中心”的，是无法组合成有序结构的自相矛盾的符号；而且，后现代主义修辞学还进一步认为，因为语言总是包含其自身修辞活动的痕迹，并因此对该活动造成，使其失掉特性和效力，所以，究竟是否具有某种确切的含义还是个未知数（李显杰 2004：99-100）。
（2）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一种“修辞性阅读”，这种具有意识的阅读不再把修辞看作是对意义的美化和创造，而是看成对意义的模糊和消解。这样，修辞就不再是作者运用的表达技巧，而是读者文本的有力武器。因此，现代主义修辞学被认为“推崇修辞的‘模糊性’，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它也“强调修辞作为能指的互设，具有‘形式游戏’和‘结构’的‘转义’功能”（李显杰 2004：100-101）。
由此可见，李显杰（2004）在名义上区分出的后现代修辞理论，实际上进一步凸显了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新修辞学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的所有言语和其它非言语的象征行为的时候，当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看成话语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也就变成了新修辞学了”（常昌富 1998：26-27）。这样，加之学者对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认识，达成如下的共识已是水到渠成，即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交汇在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与意义的重新认识。这种思想观念的集结，源自不同的研究传统，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年代。这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其发展的轨迹，思考这三个研究传统（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作为“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特征。
本文开篇曾提到对知识交汇和融合的思考源自相关文献的阅读，也源自作者从事话语分析（以及涉及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的一些研究。阅读文献可以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感性认识，而实际研究则可以将这些感性认识上升到认识。通过以上我们对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发展轨迹的考察，对其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思考，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在引言部分列出的对于“知识”的感性认识，可以试图进一步深化这些认识，以期有望将其上升到认识。
纵观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的发展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集结，可以看到这三个研究传统时代脉搏的勇气。20世纪中叶的世界，不再是启蒙时代的世界，也不再仅仅引发现代主义以科学的研究范式求真去伪的努力。相反，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学者们更加关注的不再是“对象由什么构成”，也不再是“对象如何被认识”，而是“对象是如何在语言中被表述和呈现”。如此，哲学思想在经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再次转向语言论（高玉 2009），不仅催生了话语分析，而且也使得符号学研究关注符号意义与社会的关联度进而发展出社会符号学，使得修辞学认识到修辞不仅仅是华丽的词藻而是认识本身，进而进入新修辞学的发展阶段。作为知识，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之所以集结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之上，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关切。不仅如此，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还将各自对社会新问题的认识表现在各自的学术话语之中，通过各自领域中传承下来的概念和术语表达出来，并通过这种“话语”形成各自具有不同特征的学术流派。
符号学和修辞学回应新的社会历史问题，分别形成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中的新知识，与话语分析一起交汇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话语中的知识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的一个方面，即传统知识的发展与更新需要回应新的社会历史问题。然而，知识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传统知识在回应历史问题基础上生成的新知识仍然会继续发展变化，经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边缘到中心的发展（当然也有可能，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在这个正向变化过程中，新知识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实现彼此之间的融合，并通过发挥规范性的功能起到影响社会的作用。就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以及话语分析而言，由于其学术思想通过学术机构的广泛，其学术地位也逐渐成为主导，并在学界产生影响。而且，这三者的学术思想还相互贯通，形成“超学科”（Fairclough 2003）的学术交融，在不失去的同时从别的学科汲取营养来发展壮大自己。
从话语的层面考察三者的超学科的学术交融，可以关注的一个要点是各自的术语、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被“再情景化”（van Leeuwen 2008）和“内化”（Fairclough 2006）在其他学科。例如，在《细致修辞：修辞性和文本的话语分析》（Johnstone and Eisenhart 2008）一书中，自认为是修辞学家的学者运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对修辞研究关注的科学技术修辞、日常辩论、话语、公共记忆和集体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涉及修辞的各种问题，但其方却集中体现在以经验型、扎根性和人种志为特点的质性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在修辞研究当中，正如编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讲，“随着修辞研究的重点由构思精细的公开扩展到即时的私下谈话，修辞学家承认需要新的方法，其中一些便可在本书中发现。话语分析家同样会发现新的分析工具。…… 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显示出修辞研究与话语分析的相互补充和彼此丰富”（艾森哈特、约翰斯通 2014：41-42）。而且，这种学术话语在内容上的融合需要借助语言的表达（田海龙 2015c），需要将某一特定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术语、文体、甚至格式体例融入到另一个学科话语体系之中，或者彼此使用对方熟悉的术语和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身学科的特殊性。
体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实现相互融合，可以使其从边缘成为中心和主流，并可以产生规范性力量。所谓“再情景化”，指一个文本（包括与之相关的文本成份）从一个情景中移出然后被移入至另一个情景的过程（Bernstein 1990）。这个过程充满了“殖民（coloniza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的角力，但是，被“再情景化”的文本由于受到规约性话语的控制和，附着于其上的关系和意识形态也随之移动，而且，经过有选择性地“挪用、重建、重新聚焦并关联其他话语，亦形成自己的秩序”（Bernstein 1990：159），产生的新话语与原来的话语有了根本的区别，一方面表现为新话语具有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新话语包含了新意义以外的其他因素。就上文提到的《细致修辞：修辞性和文本的话语分析》而言，话语分析应用在对修辞性和文本的分析之中，产生一种基于详细语言学分析的修辞学研究范式，一旦为修辞学界的学者和学生接受并应用，就可以发挥规范和引领新的修辞学研究的作用。
2012年11月5日至12日，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做了系列，其核心内容是“制造意义的能力”（克里斯蒂娃 2016：2）。在她看来，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等均从各自的径探照内在经验的神秘，而其中涉及的问题是“意义”与“”的产生，以及其中的“建构－结构”（克里斯蒂娃 2016：3）。她指出，将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自启蒙时代以来分成了不同的“学科”；而她和其他人一起，“试图重新诠释学科间的界限，勾勒出一种必要的‘跨学科’”（克里斯蒂娃 2016：2-3）。
在本文结尾之处，读到克里斯蒂娃的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她对启蒙时代以来语言学研究从分解成不同的学科到趋于消除学科间界限这段历史的概述与本文的研究惊人的相似。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彼此之间在学科上的不同，由于学者对社会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正在通过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集结趋于消融。不仅如此，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也正在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彼此融合，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势。从发展的视角看，知识的动态性和相对性也预示了知识的发展永无止境。然而，这种知识的融合，是一种跨学科的使然，也是一种新的规范力量。
注：本文节选自《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1期55—64页。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参考文献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