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左眼跳
作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的研究员，钟少异长期从事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史和历代战略的研究，著有相关著作多种，并曾参与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分卷。在他最近出版的《古兵雕虫》一书中，他延续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技术史、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这个，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中国古代的小说、评书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貌似威力无穷的兵器，时常还不乏细致的描写，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实物，还是说仅仅出于作者的想象？
钟少异：中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名将的武器，其实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在汉末三国时期，并不存在这样的长柄大刀，当时军中大量使用的是长一米左右的环首短柄刀，《三国志》中有许多名将用刀的记载，就都属于这种短柄刀。但罗贯中创造的“青龙偃月刀”也有参照物，这就是宋代《武经总要》中著录的“掩月刀”。对这种现象，还需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看。中国古代小说是随着宋以后市井文化的发达而兴盛的，大量作品产生于明清时期，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战争史事，写到兵器，作者便多有创造或，而且基本是参照与作者相近时代的熟悉之物，与历史原貌大多不符；如果写的是宋以后的事情，则接近于当时人演绎当，有关兵器的描写也比较近真，甚至可以当史料来用，比如《水浒传》。
钟少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大致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南宋宁朝的武状元华岳（人称翠微先生）所著《翠微先生北征录》中说：“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这是较早的记载。此后“十八般武艺”一语在元明杂剧、话本和小说中广为流行，并由“十八般武艺”衍化出了“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如关汉卿《哭存孝》中说：“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你抡不动那鞭、简、挝、槌。”
关于“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有多种说法。《水浒传》第二回说是“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杈或作朳）”。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五中说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关于“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说法更多，有人统计总在十种以上，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简锤抓、鎲棍槊棒、拐子流星，其内涵实质也是关于这些武器的技艺。在中国传统武艺中，弓射之术本有极重要的地位，宋人甚至说“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称首”，但后来由于火器特别是铳炮的发展，弓的地位逐渐下降，及至晚清，弓箭者越来越少。由“十八般武艺”衍生而来的“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中往往没有弓箭，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
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其技艺远远不只十八种，“十八般武艺”和“十八般兵器”其实都是概举，举其要者。之所以举了“十八”之数，与中国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数的习俗有关。“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九者，阳数之极也。所以古人举数物事，常喜欢凑成九、十八、三十六等，如、九州、十八拍、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等等。印度传来的佛教，本只有十六个罗汉，宋时有人在十六罗汉外又加了两名，凑成十八罗汉。久而久之，民间盛称十八罗汉，反不知正原是十六罗汉了。
钟少异：在冷兵器时代，列阵战斗是基本的作战方式。中国古人所谓“阵”，其实就是军队战斗队形。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队形大多呈密集厚实的方形或长方形，所以今人就把那个时代的作战方式概称为“方阵作战”。“方阵”一词，狭义指方形战斗队形；广义泛指密集厚实的整齐战斗队形，多数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阵作战”概念就是用其广义。
方阵作战的基本要求是厚集兵力，统一步调，形成强大的集团冲击力或坚强的整体防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基本是方阵对决，以整胜乱、以整胜散是基本规律——哪一方的阵形先乱，哪一方的阵形先散，哪一方就必然归于失败。因为保持整齐队形的集团方阵，其强大冲击力或坚强防御力是任何散兵游勇所难以对抗的。所以古代实战阵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厚集兵力，整齐统一，即以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密集厚实的整齐集团队形，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其方法并不复杂，其特点就是厚集兵力，简单实用，统一整齐。越复杂的阵法，必然越难以统一一致，往往不足以胜敌，反而自乱阵脚，自取其败。
阵法发展到后来,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出现了 “阵”、“天门阵”这些东西？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已经神秘化了的阵法？
钟少异：中国古代阵论发展之所以与简单、实用的实战阵法相，神秘化、复杂化的玄虚道，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兵理论的盛行。战国秦汉时期，学说趋于成熟，逐渐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万象的基本方。受此影响，在军事领域也产生了兵学派，运用学说来预测、分析、阐发战争和军事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兵理论。汉代将兵家总分为四派：谋，兵形势，兵，兵技巧。《汉书·艺文志·兵家》述兵理论：“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而为助者也。”（斗击，北斗所指，泛指星象；五胜，相胜。）这一派人多为占星望气的方术之士，排兵布阵之法是其热衷探讨的重要问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却有基于理论的成套推演方法，其阵论，遂越来越脱离实际，而趋向神秘化。
二是文人论兵风气的盛行。文人论兵，发端于战国时期，渐成风气，其流弊便是“披甲者少而言兵者众”，“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韩非子·五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纸上谈兵，不切实用，夸夸其谈成为时尚，反而了社会风气。中国历史上文人论兵的风气在宋、明两代达于极盛。众多文人学士，热衷于谈兵论战，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又受学说的强烈影响，更进一步加重了军事理论特别是阵法研究的神秘化和复杂化，于是，在阵法研究中形成了文人论兵和兵理论的合流之势，大量的兵书，纯粹从兵的理论模式——诸如、太极两仪、九宫，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阵法，玄而又玄，在实战中则完全难以运用，其末流甚至为奇门遁甲的法术。宋、明两朝，兵书撰著之丰创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实际战场上则疲弱不振，屡战屡败，与此不无关系。
了解了中国古代实战阵法与阵论之间存在的悖反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阵法研究采取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必须以实战为依归，力求把握其实战性特点，切忌传统阵论神秘化、复杂化的误区。
说到阵法，让人联想到战车。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似乎经常用到战车，但到了两汉时期似乎就慢慢地淡出了。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
钟少异：你所说的战车应是特指古典战车，即独辕的马车，用于搭载将士冲锋陷阵。界古典时代，这种战车在东都有广泛使用，在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夏商周文明中都能够看到其踪迹，尤其中国对古典战车的运用是相当突出的。经过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发展，古典战车的运用在春秋时期达于极盛，常见一战萃集上百辆以至数百辆战车。众多的战车搭载兵士，列阵交战，气势磅礴，“如霆如雷”，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这与古典时代一般只在战争中使用少量战车，主要由将帅及其武士乘用有很大不同。由此在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车战时代”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主要使用战车作战的时代。
不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车战时代”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突破一个难题：大数量的战车如何列阵、如何交战。古代武士搭乘马拉战车，必须接触战斗——虽然可以在一定距离用弓箭对射，但最终双方必须接触厮杀。历代注者对春秋车战的列阵方式做了大量考证，今人也根据考古发现的商周战车遗迹进行了复原探讨，但迄今的研究复原基本只适用于少量战车列阵或单排列阵的方式。然而在实际中，大量战车参战，不可能只是单排列阵，试想几百辆战车一字排开，得有多宽广的战场，兵力这样分散又怎能有效攻防？那么，如果多排纵深列阵，敌对双方的车阵又如何交会交战？对两千多年前的将帅来说，这是个很棘手的实战问题，弄不好可能只有第一排的战车能与敌人交上手，后面的战车则拥挤、互相碰撞、乱成一团，不用打就垮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很不好解决的学术难题，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复原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春秋多排制车阵模型，进而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春秋时代大规模车战的历史图景。
但不管怎么说，春秋时期集中使用大量独辕马车搭载兵士作战的情况，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古典战车运用的衰落，开始于春秋晚期，主要原因是争霸战争发展导致作战地域扩大，战场日益复杂化，只适于平原旷野驰骋的马拉战争越来越难以适应，于是步战复兴，步兵得到大发展。战国时期骑兵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战车的衰落。战国晚期秦、楚等大国的军力结构都是“车千乘，骑万匹，带甲（或持戟）百万”，军队的主体是带甲持戟的百万步兵，战车和骑兵都起辅助作用，其共同特点是机动性好、突击力强，但骑兵的适应性更好，所以当汉武帝大力发展了骑兵之后，古典战车就完全退出了战争舞台。与此同时，汉代兴起了双辕的畜力车，主要用于运输，在军中也有广泛使用，除了载运辎重，也用于防御设障，后人有时也称之为战车，但与古典战车已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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