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问题,没人问你时,你似乎很清楚,但是,当有人问你时,你可能就没那么清楚了。比如,若有人问你,你是“知识”吗?你会不会有点含糊呢?你可能会说,这要看我们如何界定“知识”。尽管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论怎么说,知识的重要品质,不仅表现在“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太平”,也不仅表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应该表现在“社会担当”和“”方面。
“知识”,应该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而且敢于“从的光亮中看到阴影和荒凉”,能够“在中努力,在中爱,在希望中死去”;他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就要呼吁;他们嗅到了的非,就敢呐喊;他们不仅是言说者,也是行动者;他们是“为而生的人”,而“不是靠吃饭的人”。不过,他们发表言论、或者声明,往往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安稳。“知识”,就是伏尔泰这样的人,他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知识”,就是左拉这样的人,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为德雷福斯冤案愤而;“知识”,就是波伏瓦这样的人,她从纯出发,以公共为武器,与冤案制造者进行了激烈。
今天,中国的“知识”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质疑。有人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没有知识话题。”还有人这样指出,“不用说社会,就是知识之间,也缺乏真正有效的,缺乏见贤思齐的修身用世。这导致今天的中国知识要么犬儒地去做‘’式学问,要么主动地傍上商、靠上官,做了清客或学阀。”
当然,其他国家的“知识”也遇到类似的和质疑。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就在《最后的知识》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全部问题出发点”的问题——“年轻的知识”在哪里?他的判断是,美国最后一代知识,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无法比拟的。对于这一现象,他的解释是,这些更年轻的“知识”,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些什么……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调查人员。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的。
我无法确定,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法确定,他的说法是否适合中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这里同样存在。而且,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还更为严峻。目前,在中国,由于诸多原因,大学教师的“知识”日渐式微。在此背景下,如何才能让大学教师回归“知识”的角色无疑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这当然不是篇小文能够解决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如果失去了“社会担当”,没有了“”,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就会失去和人格上的力量。最终,他们知道的可能越来越多,但是,“知识”却会越来越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