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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出访期间，两国达成贸易协定，并全面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透社）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法媒称，在11月中国国家习出访，两国达成贸易协议，并相互全面提升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后，中澳两国将在军事领域加强合作。同时也是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
据法新社12月3日援引中国报道，中国副范长龙12月2日与前往参加中澳第17次防务战略磋商的国防军司令宾斯金和秘书理查森会面。宾斯金和理查森澳表示，中澳两军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澳方愿与中方一道，共同促进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报道没有透露合作的具体细节。
报道称，长久以来是的军事同盟，最近更加强了与东京的关系，这让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十分不快。今年7月份，曾报道，长毕晓普说“中国不尊重弱者”，但中国随后指出，澳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作出，表示外长从未讲过上述说法。
11月，在布里斯班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美国、日本和重申加强在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领海纠纷”。法新社分析认为，这明显是针对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而言。
【延伸阅读】习和阿博特共同出席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
新华网悉尼11月19日电（记者魏建华张小军）国家习19日在悉尼与总理阿博特共同出席首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
论坛正在热烈进行，习和阿博特一同走进会场。两国领导人分别向对方介绍各自参加论坛的有关省州负责人。习和阿博特分别致辞。
习对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成立表示祝贺。习指出，我曾长期在中国地方工作，深知地方领导人责任之重、工作之不易，也深知地方交流对两国关系的重要促进作用。地方是两国合作最基层、最务实的层面，是两国合作惠及民生的最前沿。根深则本固，中澳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地方、惠及地方。两国已经建立9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各层次交流互动频繁，合作领域涵盖方方面面。中澳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成立，是两国合作新的里程碑。中澳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质性结束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双方抓住机遇，着眼大局，因地制宜，优势互补，注重实效，使两国地方交往更加红火，合作蓬勃发展。
阿博特表示，中澳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习访问的又一重要，也是两国关系中的又一特殊意义的大事。论坛召开恰逢澳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质性结束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之际，会议开得非常好，双方共同探讨、创造新的地方交流合作机会。钦佩中国的发展，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愿意同中国携手共创更好的未来。
、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2014-11-19 15:45:19）
【延伸阅读】范长龙：积极推进中澳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新网12月2日电 据军报记者网报道，副范长龙今天上午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来华参加中澳第17次防务战略磋商的国防军司令马克宾斯金和秘书长丹尼斯理查森。
范长龙说，中澳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习上个月访澳期间，双方将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澳两国互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中澳两军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高层交往频繁，防务战略磋商机制运行顺畅，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方愿与澳方一道，积极推进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增加新的积极因素。
宾斯金和理查森表示，澳中两军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两军各层次互动频繁，澳方愿与中方一道，共同促进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
副总参谋长王冠中、空军副司令员张洪贺及中国驻大使马朝旭、驻华大使孙芳安等参加会见。(记者 张旗)
(声明：本由军报记者网提供，如需转载须经对方授权)
（2014-12-02 15:36:25）
【延伸阅读】中澳联手追捕:有商人用私人飞机带现金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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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报道，以上三图中所示楼盘均有疑似中国外逃或其家属所购房产。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反宣言》。中国部长王毅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将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行为。
同一天，国际合作局发布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具体运作方式等内容，标志着执法合作网络正式运行。据了解，反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工作组，组织结构包括、联络人和秘书处。
作为《反宣言》签署国之一的，此前已于10月同中国联手展开针对在澳外逃和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追赃行动。
10月20日，主流新闻集团旗下的《人报》和法尔法科斯（ix）旗下的《悉尼先锋晨报》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报道中澳两国正在联手追缴在澳逃亡的的不义之财。随后，国家公司也进行了报道。
联邦亚洲部主管布鲁斯希尔对，澳中两国将在近期联合行动，追缉第一批及其资产。而在这份获得两国警方确认的优先追缉名单中，包括已经加入国籍和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
与此同时，联邦局发出正式公告称，“联邦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将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联邦和中国将通过高层会晤进行洗钱、汇款和经济犯罪方面的合作。”
随后，各大包括国家ABC、各大纸媒都以大篇幅报道了澳中两国的合作，并指出已成为美国和之外，最受中国欢迎的外逃地。有评论指出，不应该成为中国外逃的天堂，也有不少读者对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的政策提出，担心它们成为罪犯洗钱的工具。
追缴名单或由提供
“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拿着钱（从中国）跑的。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计划的。”希尔说，普遍的情况是先让子女和配偶到，再通过他们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这就是中国俗称的“裸官”。“经过一段时间的转移，他们把钱转为资产，比如房产、股票和银行账户。”希尔说。
据悉，虽然是中澳联手追逃，但是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是警方。对此，司法部官员解释称，这是由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澳中两国不太可能一起在本土采取联合行动。
而这次行动也并非如部分的，是中澳两国首次联合追逃。早在五年前，联邦检察官就了逃亡在澳的前广东南海市置业公司的经理李继祥。
李继祥的包括两项非法所得罪和七项洗钱罪。联邦检察官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97到2003年间，李继祥同伙以建造廉租房的名义骗取金融机构8200万元人民币贷款，并将其中3000万元人民币以各种形式汇到，后来，他又将280万澳元分成七次汇到。
败露后，李继祥于2003年逃亡。最终在2007年被警方。根据刑法和非法所，李在2011年9月14日被判处14年，并在9年内不能。
Martin Daubney称，宣判时李对自己所犯的没有一丝的意思。“他了机构，非法转移现金。你把钱带入的行为，不论是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行为。”
在2011年这次追缴行动中，按照非法所的公平分摊条款（equitable sharing provision），给中国退还了416万澳元，价值3000余万人民币。
哪些贪列在优先追缉名单之上，是两国都急切想获悉的。不过眼下正值行动期间，两国警方都非常，透露更多的细节。
近期坊间热传的包括原国家电网总经理、云南省委高严，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和前湖南省高速公管理局局长童言白在内的潜逃的名单，其实是源自《财经》2013年一篇名为《中国裸官报告》的报道，该报道梳理了59名落马“裸官”的材料。公开资料显示，蓝甫、高严和童言白分别于1999年、2002年和2004年逃往。
来自警方另一消息来源则称，希尔提到的优先追缴名单，是中国和联邦从一份少于100人的名单中筛选出来的。
澳重启重大投资签证审查
虽然警方不能透露行动细节，但是联邦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卢诉《凤凰周刊》，正在重新审查因外逃新闻而被推到风口浪尖的“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和“1500万澳元高端签证”的审批过程。
据统计，自2012年11月24日推出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以来，94%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和，其中占91%。中国的申请人也是获得永久身份最多的，占到88%。早已有众多和民间组织机构质疑的投资签证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中国跑的绿色通道。
卢布部长表示：为了让浮出水面，澳中合作不会只局限于警方。移民部也会和中国执法机构合作，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进行强制的品格和安全审查。“一旦发现有申请人的资产是来历不明的，我们会把申请资料交给当地的执法机构。”
对此，曾应邀赴参观的悉尼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Kerry Brown告诉《凤凰周刊》，澳中两国的合作是值得肯定的。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成为中国逃跑的天堂，大家应该合力他们。
近年来，一些在报道海外追逃受阻时，部分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原因之一，是乐于见到中国带着大量热钱投入该国市场。
实际上，至少在，不论是还是民间，并没有人愿意让成为中国的逃亡天堂。特别是很多受近年来高房价困扰的，更是不希望中国贪腐官员的“黑钱”进入，经常对大量来自中国的“热钱”流入当地房产市场表示反感。
前移民部长Amanda Vanstone告诉《凤凰周刊》，反腐是关于所有人的利益，如果中国在的法律框架之内寻求的帮助，应该尽可能地给予援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说，他曾经过，如果大量中国跑到，将会给两国关系埋下隐患。“一旦中国开始向追缴赃款或者要求引渡，会给造成很大困扰。因为将要平衡外交利益和自己或者永久居民的。”他说。他举了例子，说他的引渡案困扰了中加关系长达十年。
在澳的隐蔽生活圈
抛开追逃行动，外逃和他们的家人生计如何，一直是的兴趣点之一。
至今未有任何机构统计和公布在澳逃亡的或者“裸官”规模，所以人们无法获知这个群体的准确人数，以及分布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数据，2300万人口中有近100万华人，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消失在各地庞大的华人社区中。
近日，有报道称，在一些热衷藏匿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条街或子女村，难免让人他们地群居在豪华社区，生活奢靡。实际上，至少在，“裸官”或者的配偶和子女们，都常低调的。
《金融观察》最近披露了前铁道部落马苏顺虎之子苏冠林在生活的细节，掀开了子女在海外逃匿神秘面纱的一角。
据和法庭资料显示，苏冠林今年31岁，他的太太29岁。夫妻二人的身份一个是外贸公司的职员，另外一个是会计。
不过，他们有着与年龄和收入不相称的豪华住宅。2013年4月，两人在悉尼著名富人区Killara以135万澳元的价格买下一栋房子。虽然这栋房子看起来比较普通，但是两人已经申请当地推倒重建一栋二层五个睡房的豪宅。当新宅建成，房子的市值最少价值200万澳元。
这栋百万新房并不是二人唯一财产。2010年，苏冠林当时25岁的太太曾在悉尼另一价格不菲的地段Breakst Point买下一处价值220万澳元的房产。7个月后，苏冠林又在悉尼的Wolli Creek买下一所40万澳元的公寓。根据中国法庭的资料显示，二人购买房产期间，就是苏顺虎接受200万澳元贿赂的时间。二人在Breakst Point买房前3个月，苏冠林收到16笔汇款，共计120万。
当问苏冠林夫妇担不担心在他们名下的财产被，苏冠林的太太说房产都是在他们的名下，和苏顺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不担心。
苏顺虎如何把不义之财转到是一个典型的“裸官”模式。送子女去海外留学，然后以不同名义把钱从各种渠道寄去海外。钱到海外之后，再被转换为房产或者其他资产。
很多华人律师、移民中介、会计师对这样的事情心照不宣，也不会过多地过问钱的来源。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透露，中国“裸官”的配偶和子女在活动非常隐秘。他们一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不愿意和圈子外面的人接触。圈子里的人及配偶在时的级别和差不多。
“他们（裸官和家属）有很多的钱要转移，也想尽快拿到的身份，”这位老板说。他们在咨询移民政策和财产转移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愿透露太多关于中国国内的信息。如果多问几个问题，就会引起他们的。
在这位华人老板眼中，“裸官”的配偶、子女和商人的家属非常不同。移民的商人和家属毫不避讳地谈论他们在国内的生意、以及他们要向官员行贿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者。”
四大银行的一位华人客户经理则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据说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客户，曾用私人飞机把大量现金带入。而2013年维州法院的文件也显示，有中国商人用私人飞机一次性把80万澳元带入，并存在中国某银行在的分行。
至于盛传位于此次中澳联合追逃优先名单上的高严，根据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资料，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于悉尼注册了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Jutan Development和Yutan Property，开发在悉尼黄金地段Neutral Bay的一片价值180万澳元的土地。当高严在2002年接受调查的时候，高新元把该地块以300万的价格卖给了华人商人Lucy Gong。
追缴非法财产易，追缴已转移他人的财产难
实际上，中国和包括在内的国家展开海外追贪的瓶颈，首先仍是法律上的差异。比如如何引渡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潜逃官员；如何让外国法院认可中国法庭的审判决定；以及怎么让国外执法机构和这样的非司法机构合作等。
著名刑法和反洗钱专家Hugh McDernmot告诉《凤凰周刊》，相比之下，追缴财物比引渡要容易些。追缴非法所得的财产是根据民事，而引渡贪腐官员则是依据刑法。在的法律框架下，民事诉讼标准要比刑事的低不少。比如说，要追缴非法所得的钱和财物，检方要提供的达到“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即可，而刑事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如果中国警方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联邦也认为他们有合理的怀疑认为钱或者财产来源不明，这对民事法庭来说，是一件比较简单的案子。” McDermott对《凤凰周刊》说。
但是，如果贪腐官员把资产转到子女、配偶、情人或者公司、信托的名下，追缴的困难就会大大提高。因为要证明非法所得的资产和贪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跨国之间的资产追踪，可能将面临不少法律的障碍，比如银行对客户资料的保密责任。
另外，根据法律，追缴来的不义之财如何和中国分账也是一个问题。由于跨国调查通常费时又费力，所以根据《非法所》“公平分享”条约，法院有权对赃款如何分配作出裁决。
以李继祥案为例，皇家Tim Carmody SC，也是现任昆士兰最高法院大曾透露，由于洗钱案件比较难发现，同时也不容易被起诉，李案的调查人员曾到三个国家和地区调查取证，起诉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分赃”在部分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却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协定。McDermott称，之间协议如何分配不义之财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即使是在国内，和州之间也有相关的协议如何分配，因为最少也要弥补自己警力和法院的开销。
如果追赃之外，还想把贪腐官员带回国内接受审判，那么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尤其是当这位贪腐官员已经加入外籍的时候。
在律师和法律专家看来，通常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其他国家引渡的要求，中国方面需要提出非常有力的，而且一定要通过的司法程序，最少要花几年的时间。
中国的死刑制度也是一个绊脚石。在中国，重大经济犯罪有可能面临死刑。然而已经废除死刑制度的，和法院非常不愿意把或者永久居民引渡回中国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
如果中国的死刑制度是个大问题，那么国家对中国体系的怀疑则是另一个鸿沟。刚刚获邀从参观回来的Kerry Brown对《凤凰周刊》表示，如果和合作的话，这样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奇怪的。因为是一个政党的机构，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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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
（2014-12-02 10:4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