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依靠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共一大的１３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５０多名党员，而这５０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过去有学者提出５０多名党员中有工人，但是没有谁能找出谁是工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大学教授，而１３名中共一大代表都是教师或学生。在看重职称、学历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关注陈独秀、李大钊和１３名中共一大代表的学历与职称问题。
具有大学学历的有９人，其中有６人曾留学日本
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人。１８９５年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１９０７年夏考入刚刚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３年夏毕业。同年底东渡日本留学。１９１４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９岁的李大钊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从１９２０年７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教授，仍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他为北大史学系学生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设“社会主义”课。同年９月，又与人在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还开设“唯物史观研究”。李大钊除在北大授课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课程。由此可见，这时的李大钊就是以教书为主业，图书馆主任仅仅是个兼职。
陈独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原名乾生，字仲甫，曾用过陈仲、陈由己、陈铎生、三爱、只眼、方桓甫等笔名或化名，安徽安庆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６岁开始随祖父读私塾，１７岁时中秀才，而且是第一名。１８９７年８月，去南京考举人，却没有考中。１８９８年，陈独秀到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因有反清言论，被警察追捕，逃回安庆。１９０１年１０月，陈独秀首次赴日，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１９０２年３月回国，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１９０２年９月，陈独秀进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１９０３年４月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１９０６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１９０９年回国后，在杭州浙江陆军学堂任国文史地教师。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和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很快声名鹊起。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同月，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一职。因为北大的教师们都有高学历，为了能让陈独秀静下心来做教授，蔡元培还为陈独秀办了一份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假档案，以防教师们起哄。但陈独秀的北大教授的日子并不长，他在北大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的新文化运动，遭到了守旧势力的仇恨，社会及学校的各方旧势力集结在一起，对新文化进行“围剿”。１９１９年３月，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李汉俊（１８９０～１９２７），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１９０２年，只有１２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的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去了日本。他先进了一所法国教会学校读书，１９１５年７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生。但在大学读书期间，李汉俊的学习成绩一直较差。１９１８年７月毕业时，三年内各科的平均成绩分别是６９．８分、６９．１分、６７．８分，毕业论文也只有６５分。１９１８年回国，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撰述，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创办《劳动界》周刊。中共一大后，李汉俊于１９２２年接受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的前身）代理校长张继煦的聘请，担任该校社会学教授，还担任该校历史社会学系主任，自动脱离党组织，后被开除党籍。当时李汉俊在职业上有多种选择：一是留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里任职，月薪１２０元；二是在上海大学任社会系主任，月薪１５０元，每授课１２小时再增加５０元；而武昌高师的月薪不到１００元，到后来月薪降到４８元，但李汉俊却选择了收入最少的武昌高师，这不能不说他与武昌高师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在武昌高师，李汉俊为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李汉俊也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他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甲、乙）两册原本现保存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直到遇难，李汉俊始终是以教师为职业的。
李达（１８９０～１９６６），字永锡，湖南永州人。１９０９年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并立志教育救国。１９１２年秋，京师优级师范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来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优级师范读书。１９１３年，李达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的第一年，李达在日本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身患肺病，１９１４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３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３年的药商。１９１７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５所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５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按规定李达成了官费生。１９２０年８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１１月主编《共产党》月刊。
１９２１年７月，李达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后来，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６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１９２７年１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３月，回长沙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９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１９３０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１９３８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任湖南大学教授。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同月，被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直至去世。可见，李达的一生是以教师为职业的。
董必武（１８８６～１９７５），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１９０３年考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同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未上。１９０５年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毕业后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后曾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湖北省军政府总务科长。１９１３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１９１４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参加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７年毕业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专科。同年回国任律师。１９２０年创办私立武汉中学。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等职务，１９７２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１９７３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周佛海（１８９７～１９４８），湖南沅陵人。周佛海的父亲是举人出身，曾经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周佛海出生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起初，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１９１７年，家境十分贫寒的周佛海在好友和学校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周佛海面对６００名报考者只录取５０人的困难，考进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了官费生。他与李达同时考进了同期的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周佛海于１９２３年毕业，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任广东大学教授。１９２４年秋，周佛海脱党。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抗战期间，周佛海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８日，周佛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５１岁。
在国内获得大学学历的４人中，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有３人
陈公博（１８９２～１９４６），广东广州人。他的父亲陈志美原是清军中的一名武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战功，被清廷封为广西提督。陈公博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６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还包括《金瓶梅》等禁书。９岁正式拜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为师，直至１５岁，主要学习儒家传统的四书五经。１９１４年，陈公博考进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于法律毫无兴趣，后于１９１７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２０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本科毕业回到了广州，在他的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１９２２年脱党。１１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１９２４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１９４４年汪死后，陈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送回国，１９４６年被处死。
张国焘（１８９７～１９７９），字恺荫，原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张国焘的先祖清初从广西迁至萍乡。虽然在萍乡是客籍，但张家人代代读书出仕，成为拥有良田千亩、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１９１６年暑假，张国焘毕业于江西有名的心远中学，并考入了北京大学，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后转入理学院。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１９３８年４月初投靠国民党，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１９７９年冬，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
刘仁静（１９０２～１９８７），又名亦宇、敬云、养初，湖北应城人。１９１８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１９２１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后来因为每天忙于革命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考试，刘仁静没有获得北大的学历。１９２６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在该院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１９２９年４月回国，因参加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出党。１９３５年被国民党逮捕。抗战前出狱，曾在国民党机关供职。１９５０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１９８７年８月５日，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武昌高师毕业的陈潭秋
陈潭秋（１８９６～１９４３），原名陈澄，字云先，又名秋荪，化名徐杰，湖北黄冈人。他的祖父是举人出身，一生从事教育事业。１９１６年，陈潭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１９３９年５月，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１９４２年９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年仅４７岁。
具有中师学历的有4人
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原字咏芝，后改润之，湖南湘潭人。８岁开始读孔子的圣贤书，１３岁时由于父亲的干预而辍学三年。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的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以其作文的出众而受到老师、学生的称赞，在校内小有名气。２０岁考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第一师范的一次人物评选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名列第一，遂成为一部分人私下谈论的焦点人物。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８年５月任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１９１８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１９１９年主编《湘江评论》。１９２０年，同何叔衡等创建长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叔衡（１８７６～１９３５），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少年时期一面在家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８年私塾。１９０２年７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时年２６岁。县衙让他去管钱粮，他不久便断然离开腐朽黑暗的衙门，回乡种地兼教私塾为业，被世俗之人讥笑为“穷秀才”。１９１３年春，已３７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他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１７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１９３４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５９岁。
王尽美（１８９８～１９２５），原名王俊瑞，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县）人。出生于贫穷之家。１９１０年春，北杏村办起了主要针对贫穷子弟的村塾，学费很低，王尽美有了读书的机会。在村塾的两年里，王尽美学习了《论语》、《大学》等一批儒家经典。１９１２年，北杏村又成立了新式的初等小学，废除了原来的村塾，王尽美就转入了初等小学四年级学习。因为成绩特别优秀，由学校校长圈定免除全部学费。１９１３年，王尽美初等小学毕业，升入了距北杏村６公里的枳沟镇高等小学堂。王尽美凭其出众的表现，担任大学长，是该校唯一的一位免费生。在校读书时，王尽美深受当时学校新派人物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流行书刊，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１９１５年高等小学毕业后，王尽美再一次失学回家务农，祖母、母亲为他娶了比他大一岁的李姓女子为妻，但空余时间王尽美仍通过阅读报刊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１８年４月，王尽美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１９２５年６月，因积劳成疾，染上肺病回家乡休养。７月入青岛医院治疗，８月１９日病逝。
包惠僧（１８９４～１９７９），原名包德芬，又名晦生，湖北黄冈人。１９１２年，包惠僧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１７年夏毕业后回乡任教。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再次逃回武昌。１９１９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真实地感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回到武汉后，他又结识了黄冈同乡陈潭秋。当时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关系也越来越好。１９２０年２月初，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陈独秀，并给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以后２０年的风风雨雨中，包惠僧与陈独秀一直保持着联系。
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负责人。１９２２年春天，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逃难到武汉后就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里。包领着毛泽东在武汉游览，请毛泽东吃武昌鱼和豆皮。１９２５年２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一次东征，廖仲恺临时任命包惠僧为留守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的浪潮中，面对白色恐怖，包惠僧说环境“使我胆寒了”，于是便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由此脱离了党组织。１９３０年冬，包惠僧为生存而加入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包在南京政府内升任到人口局局长。１９４９年后包惠僧遭国民政府遣散，一家人到了澳门。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于是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其大概的意思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包惠僧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必武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同年１２月２５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请包惠僧吃饭。１９５０年，按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此后，他写文章常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对此，他的夫人是这样解释的：包惠僧把新中国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而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８５岁高龄的包惠僧因病去世。
中学学历的有邓恩铭一人
邓恩铭（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又名恩明，字仲尧，号老乖，贵州荔波人。１９０７年，进私塾学习，１９１１年，进荔波县立初等小学学习。１９１８年，在叔父的资助下，邓恩铭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１９２８年１２月，邓恩铭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曾组织领导两次越狱斗争。１９３１年４月５日，与２１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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