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学者）
历史的视角往往是多元的。在习惯了以传统中原王朝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与周边国家历史之后，我们往往会认同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确定为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但早在18世纪末西域的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事实上已经敲响了清王朝的第一声丧钟。如果我们将历史眼光推得更远的话，更是会注意到北方游牧力量所在的内亚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与中原王朝系统长时期共同发展与互动的历史，双方在长时间内形成了一种彼此竞争与共生的结构，而在这种结构之下，内亚的地缘态势与军事格局对于中原王朝的军事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有时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之所以巨大，不仅仅在于内亚部族某一次战事的成败，而更多地在于这一区域内部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对此，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一书中曾经高度评价了内亚族群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他指出“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者仅限于在寻找新牧地中发生的尚不清楚的那些小冲突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简直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的利益而言。人类史上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所的压力，这种压力反复出现，直到征服成功。游牧民的袭击简直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盛行于他们土生土长草原上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中译本第14页）历史上的这些军事行动，往往并不是兴之所至的产物，而是更为深层次的与社会结构的需要。
在这种结构性框架之下，本书作者从北魏孝武帝元脩继位仪式中的代北因素出发，探究拓跋鲜卑传统与华夏传统之间所存在的碰撞、互动，考察了鲜卑旧俗与内亚传统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并专门分析了中国传统史籍中所记载的突厥与契丹可汗即位仪式中的举毡举动及其与内亚地区其他时期同传统的相似性，在仪式层面为我们展现了传统中国历史所蕴含的内亚特征，进而将内亚历史与特征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正是我们在以传统的中原历史观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所欠缺的面向。
传统尽管具有某种稳定性，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在传统的者、接受者和发展者那里，传统才真正得以传承，而在、接受和继承过程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着重点和个体性偏向。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中国历史上一些（如北魏等）与内亚其他时期即位仪式上的相似性，能够让我们更鲜明地体会到内亚传统在仪式层面上的巨大烙印，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关于相关仪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挑战。
内亚与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织互动的关系，需要我们有更宏观及换位性的思考。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将内亚历史与中国历史平行看待，并不意味这两个历史单元之间是泾渭分明、决然可分的。……但这并不妨碍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与以长城以南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各自形成的历史单元。两个历史单元之间的交叉、重叠和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期的强弱程度固然不同，但各自的性和连续性始终明晰可见。……这种把内亚历史与中国历史区分开来的观点，当然并不是为了增加历史叙述的混乱。相反，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拓展历史视野的丰富层次，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还是内亚历史的研究来说，新视野都同样提供了新的动力、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本书第69-70页）这种新动力、新方法与新可能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比较性研究，并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与问题意识。
在中国历史与内亚历史的关系方面，除了彼此之间的冲突之外，更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这两个各自的历史单元之间，始终存在着接触、交叉和重叠，中国史和内亚史的这种重叠交叉贯穿了全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就中国历史上那些与内亚人群关系密切的王朝来说，如果不从内亚史的角度去观察这些王朝，历史的多个面向就被遮蔽、被压抑了。”（本书第70-71页）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抛却历史的成见，而以更为宏观的、理解性的视野去看待内亚社会、组织及其族众的行为的话，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及相关变迁，从而为当代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提供有借鉴的历史信息与平台。
与之相应的是，当前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日甚，在很多方面对国内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对于其中原因，作者强调了对于内亚因素的重视，认为“新清史”之所以有此影响，就在于具备了内亚视角，看到了清朝历史的内亚性。因为清史的一部分与内亚史是彼此交织重叠的。而且，如果将这种思加以拓展，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国古代史当中一幅更具有规律性和节奏感的图景——中国历史当中内亚因素的周期性影响以及游牧与中原王朝的同生共荣。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中国历史所固有的这种内亚因素的现象，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和承认这种内亚性，并在相关的历史研究中注意到这种内亚性的功能与意义，将会有助于推进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并形成历史认识层面的全球视野。
从边疆发现历史，从内亚了解中国，这将是之后历史与相关研究的一条重要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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